第五是美國政治家的個人原因。奧巴馬總統一上任就宣布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太平洋總統，他在印尼生活了七年，對亞太地區有特殊的興趣和感情。同時，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對這個地區也特別關心，她第一次出訪就首先訪問亞洲而非歐洲。現在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外交官坎貝爾深得總統信任，他也在積極操盤，推動美國回歸亞太事務。從總統到國務卿再到專職官員都有熱情，他們形成了推動美國戰略中心東移的特殊團隊。
這五個原因中，除了第一動機直接和中國相關外，第二、三個原因是部分地、間接地與中國相關，而後兩個原因則與中國無關，認為美國重返亞洲完全因為中國的觀點是不符合事實的。美國此次高調回歸亞洲，乍看起來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層面“三管齊下”，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長期來看，不可能完全達到它的目的。
首先，今年美國進行總統大選，奧巴馬能否連任還是未知數。如果奧巴馬敗選，羅姆尼上台，新政府未必能如此積極地推進“東移”戰略；即使奧巴馬成功連任，種種信息顯示希拉里和坎貝爾很可能即將離任，他們的繼任者未必能有熱情持續推動這一戰略。其次，未來十年美國經濟可能繼續處於一種持續低迷的“日本化”狀態，其財政基礎難以維持美國的“三管齊下”政策。第三是美國未來在其他地區仍會面臨挑戰，歐洲盟友需要救助，美俄關係呈現出某種緊張，中東國家在“阿拉伯之春”後可能轉向伊斯蘭主義，去年12月初拉美加勒比論壇顯示美國後院存在反美情緒。美國不可能像它想象的那樣，將全部精力和資源投入亞太地區。最後，中國的鄰國希望美國來做“保安”，並不是做它們的“老板”，所以美國和中國鄰國也存在潛在矛盾。
總之，美國“回來”的原因是多樣的，美國雄心勃勃的政策受到多種制約，並不具有可持續性。對於美國亞太政策的變化，我們既應重視，也需保持淡定的心態看待這種轉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