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6日電／前不久，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發布了一份報告，題為《印度：下一個超級大國？》，而且非常意外的是被許多媒體拿來大做文章。這反映出一些國際智庫和研究機構開始著魔似地認為需要提醒印度：它還要作出很大努力，才能坐上“貴賓席”。
印度教徒報文章稱，報告提出這一問題的背景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克林頓2009年訪問印度，期間她說自己把印度視為國際性強國，而非地區性強國。我們真的需要接受絮絮叨叨的說教——“印度還要趕很長路才能安歇”，還是願意以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對印度的夢想為動力？泰戈爾談到對印度的夢想時說，希望在印度“心是無畏，頭也抬得高昂，進入那自由的天國，讓我的國家覺醒起來吧”。筆者認為，多數印度人可能仍然願意接受後者。所以，讓筆者來試著說明為什麼印度想成為超級大國的說法不管是從歷史還是從事態發展的角度來說都是“愚蠢的”。
政治抱負有所不同
在許多國際關係理論家看來，超級大國應當具備對自己的利益區施加影響和運用力量的能力，不管它的利益區在地球上的哪個地方。如今，利益區已經延伸到太空。更重要的是，當代的新現實主義者還認為真正能夠體現超級大國地位的是，願意策劃實施政權更迭，以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利益，甚至願意推行無私的計劃，“讓世界成為人類更安全的生活所在”。思維正常的印度人沒有一個人想過懷抱這種充滿幻想的抱負，更不用說決策者和戰略家了。筆者甚至願意押上所有身家打賭，即便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專家小組提出的所有漏洞在未來幾十年內都能填補，印度也絕不可能像今天的美國或者當年的蘇聯那樣變成超級大國，也不可能像中國那樣成為一個醞釀中的超級大國。
這一論斷是有歷史依據的。希臘人、羅馬人、蒙古人、十字軍參與者、納粹德國、蘇聯和美國要麼四處討伐，要麼奉行“擴張主義”，他們這樣做統統有各自的理由，印度則不同，幾百年來，它一直是小邦的“大雜燴”，滿足於境內的地理幅員、宗教寬容、文化多樣化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水資源。現代印度，在經歷殖民剝削兩個世紀的蹂躪後，仍然是一個處於發展過程中的國家，它投向世界的目光是友善的，主要是尋找能源，開發自己龐大的人力資本。這一想法最有力的證據莫過於戰略機構一貫的聲明，即現階段所有國家戰略，包括安全戰略在內，都首先圍繞著印度從發展中國家變成十足的發達國家這一中心展開——不論按照什麼標準這都是高得離譜的目標。
現在讓筆者用點筆墨談談“硬實力”吧，看看“硬實力”作為一個因素是如何影響對“超級大國”的辨別這個問題的。力量決不等同於勢力，除非它的背後有動用力量實現國家利益的意願。就超級大國或者潛在超級大國而言，硬實力的發展周期通常是從形成威懾力量優勢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又形成強大的強迫力量和進攻力量，進一步鞏固優勢，最後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強迫力量大到令廣泛的“威逼”成為可能。順便說一句，“威逼”是著名政治學家托馬斯.謝林在冷戰期間推廣開來的一個術語，至今仍在全球有關力量均衡問題的講話文章中被廣泛討論。比照上述特征，在對超級大國地位這種想入非非、好高騖遠的追求過程中，印度處於何種位置呢？印度對力量投放能力的發展向來受到寬泛的戰略走向的支配，其中包括責任、克制、恢復力以及對主權的尊重。這就是說，威懾向來占據中心位置，而強迫力量和遠征力量則退居次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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