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艦空導彈而言，導彈發射裝置由發射架轉變為發射筒，再由發射筒轉變為藏於艦體內部的垂直發射單元，是其發展歷程上的兩次飛躍。而貫穿這兩次飛躍之中的一項關鍵技術，就是導彈的彈翼折叠與系統集成技術。就導彈的氣動布局而言，在一定範圍內，彈翼的面積越大，越有助於導彈進行機動。但若要以發射筒方式進行發射，就必須對彈翼進行折叠，在這一領域，西方國家主要採用的是彈翼中段或末段的兩段式折叠方式，而俄羅斯則發展了彈翼中段、末段的三段式折叠方式，而綜合各方面技術性能，西方的末段兩段式折叠是最為成熟與有效的技術。該項技術可在最小的技術風險下，將彈翼折叠後的導彈直徑縮到最小。而目前尚無證據顯示中國掌握了此項技術。因此FL-3000型導彈採用的，仍將是較為陳舊的中段式兩段折叠技術，由此需要更大的發射筒容納彈翼折叠後直徑更大的導彈。而作為一款強調整體集成化的導彈系統，較大的發射筒也將影響整體系統的集成水平，進而制約整個系統的技術水平。
其次，FL-3000型近程防空導彈使中國末端反導水平與美國齊平。
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期間，埃及以俄制的“蚊子”級魚雷艇發射的“冥河”反艦導彈擊沉了以色列的“埃拉特”號驅逐艦，由此向世界展示了反艦導彈這一全新武器的威力。但對此，西方國家卻顯示出了罕見的慢熱。而在1982年的馬島戰爭中，阿根廷用“超軍旗”攻擊機發射的“飛魚”反艦導彈擊沉了英國的“謝菲爾德”號驅逐艦，這一事件不僅徹底改變了西方國家對反艦導彈的默然態度，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現了一種新的戰術威脅，即戰艦的末端反導。如果仔細研究美蘇等海軍大國的防禦理念就不難看出，其指導思想均為進攻性防禦，即通過各種手段盡可能在敵方發起進攻之前，就對敵方進行毀滅性打擊，進而降低自身遭受威脅的程度。但問題在於，馬島戰爭的經驗顯示，艦空導彈對低空掠海突防的高速戰機越來越無能為力，而此時，戰艦在被動挨打時的防禦能力就顯得捉襟見肘了，而這恰恰是末端反導裝備的意義所在。
所謂“末端反導”，在這一概念誕生之初，就是在距戰艦3000米的範圍內，在反艦導彈的末端打擊距離內，以艦炮對其進行密集攔截射擊。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裝備是美制“密集陣”、俄制AK-630與荷蘭“守門員”近防炮。這三款系統的最大共同點在於，均採用了多管加特林式轉管炮，進而獲得短時間內的“爆炸式發射”，借以提升設計準確度與攔截成功率。但到了“末端反導”概念發展的後期，隨著反艦導彈飛行速度與低空突防能力的不斷提升，3000米對於有效攔截而言顯得過近。而在更遠的距離（3000米至8000少）對導彈進行攔截，最佳的手段就是導彈，而這一需求就導致了以“拉姆”為代表的新一代近程防空導彈的出現。但從實際使用上講，儘管美俄在全新近程導彈的研發上均要領先與中國，但俄羅斯對新型近程導彈的研發過於謹慎，最終造成中國通過發展FL-3000型導彈，超越俄羅斯，獲得了與美國齊平的戰艦末端反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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