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當身處這一地區的中國力量迅速增長，並通過上合組織與俄羅斯形成某種戰略協作關係後，美國人的焦慮感空前爆發。這一有可能危及美國霸權根基的變化決定了美國的力量重心必然要向東移。而近年來中國為維護國家利益，在近海實施海上維權的做法，更似乎印證了美國人對中國的擔憂，激發了美國東移的熱情。
第三，提振美國經濟的需要決定了美國要將戰略重心移往亞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海嘯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構成重大衝擊。危機過後，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從26%迅速下降到21%。對於美國而言，要想擺脫危機影響，提振衰落中的經濟，必須要尋找到能幫助其恢復增長的發展機遇。而當今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非亞太莫屬。
在這一地區發展中，中國的貢獻最大，其次是原來的四小龍和後來的越南、印尼、泰國等，印度的發展勢頭也很好。在這十幾個國家共同努力下，本地區經濟充滿了生機，這種生機對美國極具吸引力。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它才會提出“亞太世紀”的說法，高調宣布重返亞太，並希望通過TPP贏得地區經濟主導權。
事實上，不僅是美國，全世界的關注點都在轉向亞太，歐盟、非洲、拉美也希望能從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分得一杯羹。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沒有將戰略重心轉向這一地區反倒是不正常了。
最後，中國的加速崛起與亞太盟國的離心傾向是美國堅定東移決心的關鍵因素。國際金融危機後，相對絕大多數國家的衰落，中國一直保持較快經濟增長速度，2010年甚至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使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大幅提升。在經濟領域中，中國已成為亞太地區的領導核心，不僅本地區多數發展中國家逐漸向其靠攏，日、韓、澳等美國傳統盟國也開始出現離心傾向，東亞一體化趨勢明顯加強。特別是2009年日本鳩山內閣上台後在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上與美國針鋒相對，提出了讓美國人備感緊張的“東亞共同體”設想後，美國越來越擔心亞太地區會形成中國全面主導的局面，而它會被逐漸排除在外。加上中國在意識形態、發展模式、社會制度上與美國存在很大差異，這一切都促使美國將戰略關注點轉向亞太地區。
從以上四個原因來看，美國重返亞太有著諸多動機，將其簡單地說成完全是為了圍堵中國，顯然並不可取。但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影響國際關係發展的核心要素，上述四個原因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了中國，這也正是國內研究界對美國此次戰略重心東移倍加關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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