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國是否在改變長期堅持的融中國於國際秩序的既定戰略？華為、三一等都崛起於市場經濟大潮，是“西方願意鼓勵的那種中國民營企業”，但如今在美被視為“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力量，其在美經營累遭絆索。美國對全球化曾竭力推動，如今熱情不再。美國更願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既為重返亞太配套，也可作為取代停滯的多邊貿易談判另起爐灶。TPP撇開中國，在國企、政府採購、勞工標準等方面高置門檻，當有圈固中國的味道。
再次，中美紛爭是否會趨於常態化，持久化？中美交往的主體正變得多元，不再是政府間的專屬領地，企業與企業、公民組織之間、地方政府之間等互動作用在上升，但目前仍缺乏統籌管理複雜矛盾體的有效機制。三一起訴奧巴馬，誰能為之公平做主？此外，中美政治、安全關係上傳統的戰略互疑情愫仍可能作祟，但多邊議題、第三方因素更可能影響雙邊關係。顯然，影響中美關係的因素增多，一種緊密的關係會伴隨更多的摩擦，駕馭這種複雜關係的挑戰也在上升。
筆者看來，僅僅是經貿爭執還可理解，但提及中國，奧羅同聲共振，可能蘊含的政治與安全歧視甚至對抗情緒，則值得警惕。認為當選總統上台後會改變，只是自我安慰。
美國一些人言必責中國，實在是誤判形勢，或是借題發揮，推動民意。對攻擊中國的言論，任其泛濫、流變都可能次生更大的問題，是十分危險的。中美在探構新型大國關係，時下顯得尤為迫切。但這不簡單在於不遏制誰、不挑戰誰，而在於如何相互接納，如何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實際關切和合理需求。歷史表明，美國兩黨儘管立場各異，但過往諸屆政府對華接觸仍是最大共識。美國新政府確保對華戰略這一大方向不變，應是起碼的戰略理性。中美關係取決於美國，也取決於中國，作為崛起大國，從世界範圍看美國，而不是相反，可以更合理處理中國外交的方位設計。對於中美關係，既要爭取頂層框架規範，也需要具體層面的機制保障。面對並及時處理紛爭，尋求新共識，博弈中找默契，中美才可能找到重塑新型大國關係的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