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9日電／周五，當奧巴馬總統歡迎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到加利福尼亞參加一場“便裝”峰會的時候，兩國政府的官員們肯定都很緊張。雙方都為本國的領導人準備了一長串需要討論的事項，從網絡攻擊、到貿易爭端、到朝鮮的愚蠢舉動，再到中國周邊海域的領土分歧。官員們草擬了談話要點，許多人也希望一項歷史性的聯合公報正在準備當中。
美國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小格雷厄姆.T.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 Jr.)的分析文章稱，如果討論只是關於這些問題，那麼這場峰會恐怕就會錯失了一個重大的機遇。我們應該希望，這兩位領導人能超越兩國政府官員的狹隘目標，共同解決這兩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簡而言之，美國和中國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自1500年以來，出現了15次崛起中的大國挑戰處於主宰地位的大國的情況，其中有11次的後果是戰爭。奧巴馬和習近平能戰勝這種概率嗎？
兩千多年前，雅典將領和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起因提出了很有見地的解釋，針對這種情勢，他指出了兩個而不是一個變量。他的一句名言寫道：“正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因此而生的恐懼，讓戰爭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明白情況遠比這要複雜。但今天的讀者應該問問自己下面的問題：公元前5世紀科林斯（Corinth）和科爾丘拉（Corcyra）兩座城市之間爆發的外圍衝突，怎麼會引發連鎖反應，最終為雅典和斯巴達兩國帶來滅頂之災呢？一個崛起的大國變得更為自信，而位居主導地位大國恐懼喪失優勢，雙方蕪雜的盟友們則會把這兩方推向戰爭，這種局面的發生是一種內在的趨勢。
我們過去不是沒見過這種規律的出現。將時鐘向前撥100年，1913年，正在崛起的德國對當時處於主宰地位的大國英國產起了挑戰。而在之前的一個世紀，英國已經習慣了主宰海洋。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在1909年出版的暢銷書《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中宣稱，現代戰爭已經過時了，各國之間的經濟緊密交織，衝突的成本顯然會超過戰爭發動國所期望的任何收益。那個時代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在荷蘭海牙修建的和平宮即將竣工。他認為，永久和平的時代即將到來，而這座建築則將成為一個見證。在寫給最親密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說道，“我為1914年1月1日送上新年的祝福，我深深地認為，國際和平很快就會實現。”
可是六個月後，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在薩拉熱窩刺殺了一位大公，進而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修昔底德陷阱（快速崛起的大國、處於主宰地位的大國心懷恐懼，還有錯綜複雜的聯盟關係）把歐洲推向了深淵。到1918年，所有最初的參戰者都受到了重創：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退位、奧匈帝國瓦解、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被布爾什維克黨推翻，法國和英國也都青春不再，財富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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