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援：2010年《防衛計劃大綱》出台後，國際局勢發生了較大變化，特別是美國確定重返亞太的戰略後，東亞緊張局勢驟然加劇，加之日本國內政治加速右傾化，日本主動挑起“釣魚島爭端”，加速滑向軍事化大國化的危險道路。2012年底，右傾化嚴重的自民黨上台執政，安倍內閣及安倍本人都以打破“戰後體制”，推動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為政治志向，並視國防正常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路徑和主要手段。從這個角度說，完成於民主黨時代的2010年版《防衛計劃大綱》雖然和自民黨主流派意見並無根本性矛盾，但在擴軍力度、安保政策的主動性方面，安倍對其並不滿意，安倍內閣迫切希望在防衛政策上打下自己的“安倍烙印”，因此將修改防衛計劃大綱作為首要的，需要盡快完成的議程。
三、“武器出口三原則”修改後的終點止於何處？
羅援：照目前日本加速國防正常化和軍事大國化的趨勢來看，日本近些年來一直在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則”，不斷解禁武器出口。自2011年底日本野田政權以國際武器聯合開發為理由，實質性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後，這一原則的約束性就有走向衰亡的征兆。對於現今旨在迅速提升防衛裝備質量，積極參與國際尖端武器研發利用的日本而言，作為過去日本“專守防衛”的國防政策基石之一的武器出口三原則無疑是一道絆腳石。因此，需要推出新的“法律解釋”和“例外情況”來繞過這一障礙。在日本繼續維持積極軍力擴張，而美國又容忍並支持這一舉動的前提下，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逐步被架空，乃至徹底名存實亡是可以被預見的。
四、為什麼要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羅援：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關係與國防戰略的支柱，而防衛合作指針則從基本政策的高度協調雙方在軍事領域的合作。從日本的角度看，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改是內外因兼具的。一方面，近些年，美國整體實力下滑，希望同盟國家配合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需求越來越明顯，因此推動以重返亞太為特征的全球戰略重心調整，並視日本為美國在這一地區進行“戰略協作”，共同遏制中國的最有力夥伴；另一方面，日本謀求政治和軍事大國的企圖也越來越強烈，具有強烈的“借船出海”，借助美國在本地區的實力推進和戰力威懾來實現自身大國戰略目標，遏制中國的企圖。基於以上兩點，以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為契機，美日之間找到了彼此在防衛合作方面的新需求，雙方在修改防衛合作指針方面可謂“一拍即合”，有著共同的利益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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