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礎上，安倍還進一步指示防衛省等有關部門立即著手提前修改2010年版“新防衛大綱”和“新中期防”、制定整合海空三軍力量遂行奪島作戰任務的“綜合防衛戰略”、研究引進部署美國“全球鷹”偵察機加強對釣魚島監控、海上保安廳增建10艘千噸級巡視船、改組那霸海上保安部機構並成立由600人和12艘巡視船組成的“尖閣專屬部隊”等等。這些舉措被日本媒體解讀為旨在加強對釣魚島的警戒監視以及應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日本這些舉措，雖然未必意味著就是為了要向中國尋釁開戰，卻無疑大大增加了爭端局面的複雜性和危險性，並容易導致擦槍走火的突發事件而使事態升級和失控。
報告稱，2012年度，日本安全防衛政策通過以上三大反面顯現的嬗變動向和演進趨勢，對地區戰略平衡和中國安全環境來說是一種“負能量效應”。“國防正常化”常被日本解釋為內政問題，然而其具有特定歷史經緯並在右翼思潮和狹隘民族主義指導下的這種“正常化”，卻是不得不令世人關注和擔心的。它在國家政治領域，體現為一條推動修憲、擺脫“戰後體制”以便為發展軍力和對外動武實施鬆綁的“正常軍事國家”路線：它在對外關係領域的延伸，則體現為一條推動保守親美以及加強日美軍事同盟、以渲染中國威脅並以“防華”和“制華”為主要目標的“武裝崛起”戰略。並且，這條路線所帶有的越來越多的軍事成分，是愈加明顯地以圍繞防範和制衡中國這個主線而展開的，是造成中日安全關係陷入困境的主動性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