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兩軍聯合軍演逐步機制化，演習地域也從兩國的“家門口”逐步擴展至日本海、南海、波羅的海、地中海，從西伯利亞大草原擴展至我國內蒙古訓練基地，演訓領域則由陸空、陸海空擴展至信息、反導、網絡等新興、敏感領域，從戰術戰役層面提升至戰略層面。聯合軍演對兩軍相互了解、相互借鑒，對我軍實戰能力的提高、戰略威懾力的增強，均起到重大積極作用。
五是軍事理論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我軍實現由“大陸軍作戰理論”向“空地一體機械化作戰理論”質的提升，其中大量借鑒了蘇軍理論。筆者當時主抓蘇軍軍事理論研究，在引進蘇軍“大縱深立體作戰理論”方面做了一些推動工作。後來，我軍軍事理論發展為“高新技術條件下的信息化作戰理論”，儘管借鑒美軍較多，但俄軍仍是重要參考對象，大批赴俄軍事留學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筆者一向主張，我軍現代化建設、軍事改革以及高技術條件下軍事理論構建，應在大力弘揚我軍光榮傳統的基礎上重點借鑒俄軍，而非過多模仿美軍。這是由以下因素決定的：
首先是物質基礎。我軍現代化武器裝備、包括自主研發裝備與俄軍基本是同一體系。武器裝備是軍事行動的物質基礎，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戰役戰術。
其次是地緣條件。我國同俄羅斯基本上都屬於大陸型國家，兩國軍隊也基本都屬於以陸地為地緣依托的大陸型軍隊。這與海洋型、擴張型國家美國的軍隊有著極大不同。
第三是作戰性質。我軍與俄軍均處於戰略防禦地位，軍事行動均具有防禦性質，儘管在戰役戰術上可能採取某些攻勢。這與美軍主要是海外進攻、遠距離打擊，也有極大不同。
第四是軍事理論基礎。如上所述，我軍軍事理論體系曾廣泛借鑒蘇軍和俄軍。另外兩軍軍事戰略思維，如避免兩線作戰、積極防禦、注重發揮指戰員主觀能動性等，也廣泛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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