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5日電／位於比利時南部蒙斯的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與位於布魯塞爾的北約總部有著不同的職能，後者雲集了這個冷戰產物各成員國的外交代表，而前者則是其軍事行動的總指揮部。2005年4月，負責接待筆者的一位北約公共信息部軍官、來自捷克的女少校說：“你是我查證的首次到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採訪的中國記者。”彼時的北約仍在為緩和與中國的關係做努力，同意記者到訪也是願意與中國加強接觸的一個表現。當注意到院落核心區一座不太起眼的兩層小樓上嵌著“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的牌子時，筆者內心有著無比的悲憤——1999年，北約發動科索沃戰爭、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的命令也是從這裡發出的。
時隔17年之後，6月底剛結束的北約峰會卻在開歷史倒車，不僅在新戰略概念文件中提及中國、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而且還拉攏幾個亞太國家，意圖打造“亞太版北約”。這樣的做法，怎能不讓人警覺？冷戰結束至今，北約就處於軍事活動的活躍期，發動過多起軍事行動，完成了一個軍事聯盟從單純防禦到“防禦+干預”的轉變。如今的北約又擺出“哪裡需要就去哪裡”“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的架勢，越來越成為威脅世界安全穩定的“系統性挑戰”。
蘇聯解體後，不遺餘力擴大西方陣營
1989年11月，柏林墻倒塌；兩年後，先是華約解散，後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歐洲格局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對於這種變化，1989年1月美國總統布什在就職演說中就有所涉及，他說：“我來到你們面前，在充滿希望的時刻擔任總統。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繁榮的時代，但我們可以讓它變得更好。因為一股新風吹過，一個被自由刷新的世界似乎重生了。”從那時起，“歷史終結了”的樂觀情緒開始在歐美西方國家彌漫。
但華約的解散、蘇聯的解體、威脅的消失、“歷史的終結”並沒有使原蘇聯著名國際關係學者阿爾巴托夫的預言變為現實。他曾說，“我們蘇聯人做了一件令你們——北約——感到恐怖的事情。我們把（你們的）威脅消除了，而沒有我們，你們是無法生存下去的”。歷史並沒有完全按照一些人的設想發展。冷戰後的北約，儘管內部也有過類似“腦死亡”的說法，但作為冷戰時代的遺存，北約、特別是想通過北約主導歐洲盟友的美國抓住一切機會，尋找各種理由讓這個軍事組織走上轉型和擴張之路。
北約的成立是二戰之後“歐洲史上一個重大事件”，標誌著歐洲開始走向集團化。二戰結束後不久，歐洲一分為二，兩個對立的陣營隔鐵幕相望。東、西方奉行的不同意識形態導致雙方政治上對立、經濟上分野、軍事上對峙。但總的看，整個冷戰時期，以共同防禦為主的北約多少還算內斂，防區固定，任務單一，軍事上取守勢，並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情。1982年北約成員國英國與阿根廷圍繞馬島主權兵戎相見，因戰場在北約防區之外，北約也沒有啟動共同防務的第五條款。但掌控北約的美國還是給了英國有力支持，要求法國必須斷掉此前同阿根廷簽署的軍售協議，停止供應能夠對英國海軍造成沉重打擊的“飛魚”導彈等武器。歷史證明了，北約表面團結的背後離不開“棍棒式的紀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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