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8日電／近年來，德國作為西方大國和歐盟核心國，其對外戰略受到廣泛關注。德國的戰略選擇，將影響歐洲和全球的地緣政治和安全環境。自烏克蘭危機以來，德國試圖通過制定新安全戰略來應對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並希望在2月17日至19日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對該戰略進行說明。然而，由於國內種種問題，德國的新安全戰略遲遲未能落地。
德國制定新安全戰略的大背景是總理朔爾茨所言的“時代轉折”，即烏克蘭危機後德國對全球和歐洲層面政治和安全環境的認識發生根本性轉變，認為德國以前享受的和平紅利和發展機遇已不復存在，需要應對戰爭威脅和大國對抗等挑戰。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德國和整個西方對於所謂“保衛自由”“支持民主”“應對異質性挑戰”等方面的政治氛圍逐漸固化，對外戰略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價值觀傾向更加強烈，進一步加劇德國安全戰略在對抗性、競爭性上的調整。制定新安全戰略是德國政界和民間的共識，意在通過硬實力建設和兵力投射，改變德國歷來以“和平主義”和“民事力量”塑造地緣政治和安全環境的歷史。
在安全戰略趨於強硬的背景下，德國國內多種衝突因素阻礙了其形成共識。其中，德國國內政治的“群雄混戰”和權力之爭，是影響安全戰略落地的最主要因素。2021年聯邦議會大選標誌著德國長達16年的“默克爾時代”結束，政治格局從超穩定狀態轉為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勉強組閣的“三強分立”體制。綠黨重新回到權力中心，掌握了外交部、經濟部等政府關鍵部門。綠黨出身的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上任以來，一直將綠黨的價值觀融入安全政策，在西方政治風潮下拋棄和平外交，迫使德國突破軍事、歷史底線。事實上，綠黨領導人在外交政策上的跟風，更多是為贏得支持率，超越社民黨，進一步在德國政壇布局落子。
從政府和社民黨角度看，希望通過制定新安全戰略重新掌握塑造外交政策的主動權。德國總理府成立了專為總理負責的團隊來撰寫報告，不斷反駁綠黨和外交部的偏激政策。然而，在西方世界向德國施壓的大背景下，朔爾茨不得不對綠黨的政策傾向作出妥協。德國國防部長的更替、德國在提供軍援問題上的歷史性跨越，都說明其圍繞安全戰略主導權的博弈日益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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