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8日電／官本位不除，“唯官是貴”難破。要打破“唯官是貴”的現狀，就需要革除官本位，一切不能以權力為主導，同時削弱權力的附加值，讓權力回歸平凡，不那麼具有誘惑力。否則，如果習慣於以行政級別評判、評定專業技術人員，把握不好就會弄巧成拙。
中華工商時報報道，深圳已被國家公務員局批複同意開展公務員職位分類制度試點。這次改革將按職位性質把全市公務員職位分為綜合管理、行政執法、專業技術三大職類。這樣，公務員的晉升渠道除了科長、處長等行政級別外，還有專業技術級別的提高，相應的待遇也隨技術級別的提高而改變，這就打破以往“唯官是貴”的單一職業發展模式。
誠然，現行的公務員治理體系只有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兩個系列，是按級別治理，而不是按類別、按職位治理。實行職業分類後，專業技術級別的提高，相應的待遇也隨技術級別的提高而改變。同時，在這種體系內，一個文員就有可能升遷至處長、甚至是局長。由此而言，職位分類有利於打破“唯官是貴”。
但是，如果不革除官本位的濃厚氛圍，職位分類制反而會強化官本位思潮。根據職位分類制，隨著技術級別的提高，技術人員不僅在待遇上會有所提升，在公務員晉升渠道上也有提高的可能。換言之，專業技術人員不再“邊緣化”，也能博得一官半職。表面看，這是打破“唯官是貴”，即官員的晉升來源不再是權力序列中的各級公務員。實際上，這就陷入了另一種悖論，即評價專業技術人員仍然“唯官是舉”，“唯官是貴”，只有給專業技術人員輔以必要的官階，才能顯出對專業技術人員的肯定和重視。
有這樣一個耐人尋味的報道，今年年初，某省獎勵三名有貢獻突出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具體是如何獎勵的呢？報道稱，獎勵的內容包括住房、配備秘書和重點實驗室等等，有個細節是，住房前面有個定語“省級領導”，即省級領導住房。由是觀之，住房也是分等級的。有省級領導住房就有市級領導住房、縣級領導住房吧？應該說，重視和獎勵院士并無不可，但為何刻意注明省級領導呢？不管這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都隱約暴露出了官本位意識的傾向。
據說，許多行當都評職稱，比如相聲演員中，一級演員是正高，相當於正教授，二級演員是副高，相當於副教授，以此類推。相映成趣的是，在一些高校，早就盛行教授與行政級別掛鈎了。早在2006年，中國科學院院士蘇紀蘭就說：“現在什麼都和行政級別掛起來。比如說，非要給教授定個處級待遇，這其實很荒唐。”其實，教授享受處級待遇，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了，并且教授要按行政級別享有補助。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陳吉德曾撰文稱，“正處級＝教授”是指現在很多大學在實行崗位津貼制時規定，教授的崗位津貼相當於正處級（依次類推，副教授的崗位津貼相當於副處級，講師的崗位津貼相當於科級）。
陳吉德還透露，某大學在一次幹部任前公示中有這樣一句話：“……現擬提拔××教授為副處級領導幹部……”。“提拔”一詞意蘊豐富，既說明其實在一些高校中，已經在推行職業分類制了，教授可以“提拔”為副處級領導了，還說明教授畢竟是教授，名為享受處級待遇，但實際上和處級領導、副處級領導不可同日而語，否則也就無法解釋為何會出現四十個教授爭當一處長的新聞。
在去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鄭蘭蓀認為，中國大學之所以“難出大師”，是因為有六大原因影響中國高等教育健康發展，其中之一即是高校行政化傾向嚴重，以學術自由為核心的現代大學制度未能確立。高校行政化、官本位意識很濃，教師位於學校管理底層，教授爭當部處級領導的事屢見不鮮。
由此可以看出，對於教授而言，他們最缺的未必是行政級別，如果沒有自由獨立的學術制度，他們必然急功近利，追逐更實惠的權力了。教授如此，其他專業技術人員也是如此，對專業技術人員而言，他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權力的肯定，也不是以權位作犒賞，而是能多出成績，擁有多出成就、出好成就的土壤。
官本位不除，“唯官是貴”難破。要打破“唯官是貴”的現狀，就需要革除官本位，一切不能以權力為主導，同時削弱權力的附加值，讓權力回歸平凡，不那麼具有誘惑力。否則，如果習慣於以行政級別評判、評定專業技術人員，把握不好就會弄巧成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