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在兩會期間，您提出了建立海岸警備隊，以及設立南海特區等提案。您的這些建議是基於一種什麼判斷？
羅援：基於當前南海和東海日趨嚴峻複雜的形勢，出於一個軍隊政協委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提出了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並在南海地區建立南海特別行政區等提案。這些提案經過了多方面的調查研究，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使我們更好地掌握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的主動權，進一步整合海上力量。
中國的海洋權益目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現在我們的島礁被侵占，資源被掠奪，國家尊嚴也受到侵犯，越南和菲律賓每年都要從我們南海地區掠奪大量的油氣資源，有的小國本來是窮國，但是因為掠奪我們的資源，現在已經躋身於世界富國之列。這些油氣資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被掠奪一些就少一些，我們要給子孫後代留下一些可以發展的遺產。
Q：如果政府采納這些建議，中國的周邊外交形勢是否會變得更嚴峻？
羅援：我的提議如果被采納，將是我們和國際接軌的體現，並不會使得周邊外交形勢變得更加嚴峻。美國有海岸警衛隊，日本有海上保安廳，韓國有海洋警察署，俄羅斯有邊防警衛隊。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海岸警備隊？海岸警備隊是一支准軍事部隊，可以起到危機控制和危機處理的作用，給我們的軍事鬥爭和外交斡旋留有更大的回旋餘地和有為空間。
一旦出現危機，海岸警備隊可以在相關海域進行執法；一旦局勢失控升級，我們的海軍將作為它的堅強後盾。海岸警備隊與海軍的分工不同，海軍更多地用於反侵略，海岸警備隊則是維持我們的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以內的海事、漁業的有序運轉。
“走出去”，首先是指我們的思想觀念
Q：西方總是渲染所謂“中國軍事威脅論”，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的軍事外交如何能有所作為？
羅援：西方國家總要求中國軍事透明，我們確實也根據我們的國情做到了軍事透明。我們在2007年加入了《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現在每兩年要頒布一份國防白皮書，向國際社會公布軍費開支；我們也邀請各國駐華武官參觀我們的作戰部隊及軍事演習，請美國的國防部長到我們的戰略導彈部隊參觀，給他們展示了我們的主要裝備。
即使如此，“中國軍事威脅論”仍然不絕於耳，是因為他們在拿“三鏡”來看我們：第一是“聚光鏡”，只看中國，而完全不看其他國家，美國去年的軍費達到了7250億美元，我們只有900多億美元，但是外界的注意力不去盯美國，而是盯中國；第二是“放大鏡”，我們這幾年軍費增長最高的是2009年，為18.5%，但是有的媒體說我們軍費平均每年增長18%以上，顯然是言過其實，有些國家甚至把我國的軍費誇大了四到五倍；第三是“有色眼鏡”，我們已經很透明了，但是有些國家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你，怎麼都覺得你不透明，怎麼都不相信。
尹卓：目前國際社會承認了我們具有合法的遠海利益，也承認我們在遠海的行動是防禦性行動。弱化“中國軍事威脅論”，主要還是要靠自己的行動來證明。首先是護航，大家看得很清楚，我們走的是防禦型路線；其次，我們以後會更多地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為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作出貢獻。這些行動多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們不會發動戰爭，更不會用武力推翻一個合法政權，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強加給別的國家。
Q：中國軍隊“走出去”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呈現比較合適？
羅援：中國軍隊走出去，首先是指我們的思想觀念要“走出去”。思想觀念要跟上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潮流，了解和適應現代化戰爭的特點和規律，眼睛要看出去，思想要跟上去。其次，我們的軍力要給予快速拓展的國家利益以必要的保護，比如參與海上救援、國際救援、打擊海盜、反恐和國際維和等行動。
國際社會總是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那麼我們的軍隊在這方面也要做出相應的貢獻。我們做出這種貢獻，必須要進行相關的訓練。有些國家對我們海軍走出所謂的“第一島鏈”就說三道四，實際上跟他們對我們的要求是相違背的。
尹卓：具體的做法：一是剛才提到的護航，二是參加聯合國維和任務，三是對國外大型自然災害的人道主義，四是外交訪問和聯合演習。我們跟美國、法國、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的海軍都進行過聯合演習。隨著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派出編隊的頻繁度會更高，聯合演習的層次也會更高。另外，海軍軍官訓練艦的環球航行爭取做到定期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