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71-1972年的尼克鬆-基辛格中國之行其實很順利：基辛格、尼克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約翰·H·霍爾德里奇與周恩來總理，1972年。 |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不但是前往共產中國的第一位官方美國特使，而且40年來，先後50餘次往返其間，覆蓋雙邊各達7任元首。外交上，他享有特權；而在88歲高齡之際，他在《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回顧反思自己精彩的歷程。
以華盛頓與北京現在相互理解的程度看，可謂不錯了，因為基辛格一直在盡力為雙方調停，察言觀色，從隱晦的笑話到發脾氣，無所不包。在每一個危急關頭，他都力求提出一些“戰略觀念”，以此度過充滿衝突、雙方不滿與恐懼的歷史階段。無論是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還是尼克松與傑拉德.福特的國務卿，抑或自1977年起，作為私人特別居間人，基辛格一直毫不動搖，致力於消除中國因美國干涉其內政而產生的那種在他看來尚屬正當的憤慨，以及美國因中國對民族、宗教與政治異見者殘酷鎮壓而生的反感。
在他對中美關係磕磕絆絆的回顧中，令人意外的是，受到大事宣揚的1971-1972年的尼克松-基辛格中國之行，其實挺順利的。“考慮到時代的需要，中國與美國找到途徑走到一起勢所必然。”他寫道，“這遲早會發生的，不管雙方兩國的領導人是誰。”兩國都已疲於戰爭（越戰、中蘇邊境衝突）與國內的矛盾衝突（尼克松治下的反戰抗議，毛澤東治下的文化大革命）。兩國都決意對抗蘇聯的挑釁，因此得以很快成為同道。面對莫斯科的威脅，兩國領導人放下在越南與台灣上的衝突，停止各自例行的譴責——不管是譴責國際帝國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雙方認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而十多年裡，這一條頗有成效。
可時代不同了。中國終於脫離了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瘋狂教條，擺脫了中央計劃經濟這一無用的靈丹妙藥；中國成為了一個工業強國。蘇聯及其帝國倒塌了。而美國，雖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但也開始帶著傳教士一般的熱情推銷民主，儘管美國對外國石油、商品與信貸的依賴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權力平衡發生根本變替，使中國與美國成為兩個相互依賴的經濟巨頭，但卻並未使兩國建立包羅萬象的戰略夥伴關係規劃。
正是為了展示有這種規劃的需要，基辛格檢視了中美關係的風風雨雨，甚至走進中國古代歷史以明確這個民族的性格（他發現這個例子很合適：中國人喜歡下圍棋，一種耗時的包圍遊戲，而我們下國際象棋，尋求對中心的掌控與完勝）。基辛格參考了大量新近的學術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北京之行的筆記，以此讚美毛澤東的幾位繼任者的務實。他說，他們樂於待在已經恢復的歷史邊界內，願意等待時機與台灣和平統一，最為堅定地繼續他們的高經濟增長並消除中國依然普遍的貧困現象。他對美國是否有能力繼續保持穩定的外交政策則不太有信心，指出“民主過渡這一漫無休止的心理表演”其實是在不斷邀請其他國家在我們身上“兩面下注”。
正如基辛格的研究者所熟知的，他長期以來認為，民主對國家治理而言是一個負擔 ——無論是美國國內民主的喧鬧，還是我們對其他國家民主化的鼓動，莫不如此。
他再次想起20世紀70年代在任時的痛苦，當時他認為，越戰期間美國的抗議活動可能會誤導毛澤東相信，一場“真正的世界革命”就在眼前。他認為，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的“毀滅”、國會不再支持越戰、對總統戰時權力的新約束與情報機密的“大量外流”，所有這一切累加起來有損於與中國的准聯盟，使美國在對付蘇聯問題上顯得軟弱無力。他高興的是，吉米.卡特並未讓人權問題影響與中國的關係，而羅納德.裡根開朗的性格克服了他在與北京打交道時“幾乎難以理喻的矛盾”，即便是在他提倡台灣獨立這一設想的時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