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1月1日電／中國時報今天發表社論說，日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指出台“央行”的匯率政策造成台灣競爭力輸給韓國，“央行”總裁彭淮南則回應新台幣匯率穩定，可減少匯率風險，反而有助拓展對外貿易。匯率如何影響台灣經濟發展，這個問題已纏繞台灣數十年之久，實有需要做進一步澄清。
首先，以最近十年為例，台灣出口占GDP比為七十六%，進口占GDP六十九%，故經常帳順差占GDP比為七%，這是全球最高，而韓國這兩個數字分別只有五十六%及五十四%，故經常帳順差占GDP比為二%。以往台灣採用出口導向的匯率政策有其背景，也難怪新台幣過去一直予人是弱勢貨幣的印象。過去，雖然“央行”不斷重申匯率是由市場決定，但匯市的確常出現“央行”急拉尾盤的現象，使匯率的收盤價維持穩定；而據了解，公股行庫的外匯交易員，也曾接到“央行”的指示，在收盤前進場；種種因素加總，產業界人士難免認為“央行”所謂的匯率是由市場決定等話語，是說給反對貶值人士聽，而“央行”的骨子裡是贊成貶值的；長期以來，業者有了這一層心理依靠，視價格低為核心競爭力，難免造成創新研發、提升產品附加價值的努力不足。
然而最近幾年，“央行”的匯率政策漸以穩定為優先，貶值為其次。原因之一是“央行”過去的貨幣寬鬆政策，讓市場錢滿為患，利率降到極低。實質利率甚至為負，直接傷害存款戶，如果今時匯率政策亦採用貶值的寬鬆政策，負利率的情況會更嚴重，而島內又無充分投資管道，造成台灣資金外流到香港、美國等，形成窮國補貼富國，促進它國就業發展；原因之二是最近數次的危機顯示，台灣以低價格搶到訂單，再進行加工模式隱含鐘擺效應風險，亦即當危機來時，外國先砍台灣的單，使台灣受傷極嚴重。原因之三是台商外移中國大陸，造成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的三角貿易現象，這又使貶值政策的效果再打折扣；也就是說，貶值已不一定能增加出口，遑論進一步增加就業。
而韓國產品的壯大崛起，其匯率或許有助益，但產品本身即具競爭力才是王道，消費者應不是覺得蘋果或三星Galaxy手機便宜所以才去購買，而是產品有特色，故價格競爭雖有其效果，但亦有極限。
“央行”或許日益體會貶值是雙面刃，短期間，幫助了出口業，但長期的效果則不確定，可能使其更好，例如有了利潤會再研發，但也可能變差，例如，出口業漸疏於技術的提升及避險，而後者似乎更可能出現。復加上匯率的影響是全面性的，貶值有利出口，卻不利進口，更不利物價，這些因素成為今日“央行”的新匯率政策「先穩定，尊重市場，後再談升貶」。
電子業看到韓元的大幅貶值，解讀為韓國央行在幫助韓國出口，但卻忽略韓元也有大幅升值時，以月對月貶值率來看，二○一一年的七、八、九月，韓元共貶值了約十.五%，但在此之前的三、四、五及六月，其實先升值了近六%，故真正貶幅只有四.五%；更重要的是，韓國自一九九八年接受IMF（國際貨幣基金會）補助，簽下感到屈辱的城下之盟，被迫採用浮動匯率；當時IMF認為亞洲金融風暴就是來自各國央行的不當干預，對干預極為反感，此後韓元匯率就一直大起大落，復加上韓國的貨幣政策宣布以物價為唯一目標，二○一○年至二○一二年的物價以四%為上限，並自稱是釘住物價（inflation target）國家，這表示韓國的匯率政策是以物價為主而非出口，法理上不易靠匯率貶值刺激出口；當然，韓國央行也可能說一套做一套，故仍需要多觀察，不能驟下結論。
此外，韓國在一九九四年四月成立韓元/美元匯率的期貨市場及選擇權市場，這可能因為匯率為浮動，韓國大廠有避險需求，故成立這二個市場，使避險成本下跌；如果就此更深一層探究，可推論韓國央行幫助出口有其限度，否則如果央行可隨時干預匯率，使價格調往出口業希望方向，那麼出口業者風險既低，又何必參與這衍生性市場？那麼此二市場其量必縮。但觀察其外匯衍生性商品交易量頻繁，量並未縮，表示其央行幫助出口即使有但亦有限。
社論最後說，我們支持“央行”尊重市場的匯率穩定政策，但為減少未來的紛爭，“央行”應清楚地揭示其基本原則；此外，也必須深入研究韓國的貨幣政策及匯率政策，以知己知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