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日本成爲軍事大國是否具備民意基礎，這其實涉及另一個話題。衆所周知，在社會文化諸層面中，對一個國家的走向影響最大的是社會政治思潮與國民意識。戰後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勢力雖然受到了嚴厲的懲罰，但是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美國對日松綁，日本國內政治結構和政治思潮發生了變化，保守主義在國內盛行，“新民族主義”和大國意識開始膨脹。上世紀80年代，以石原慎太郎、清水幾太郎爲代表的新民族主義者在民族優越感的刺激下，極力主張“建立一支與普通國家相稱的國軍”，發展獨立的防務，擴充軍備，積極拓展日本的生存空間。
到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國內出現了新保守主義思潮，新保守主義者們以海灣戰爭爲契機，企圖在美國的幫助下，修改憲法，積極擴展軍事力量，“借船出海”以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民族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拒絕向二戰中受到侵害的國家道歉，從民衆到首相都缺乏曆史負罪感，特別是小泉上台後，每年都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上世紀90年代，因泡沫經濟引發的所謂“失去的十年”，導致日本國民自信心受挫。從自信走向自危，使得日本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進一步加重了日本國內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的泛濫。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才敢于不斷擴充日本的軍事力量，“正常國家”的理念才得以生根發芽。
從“專守防衛”到“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轉軌
2001年底，日本在東海的中國專屬經濟區內擊沉了一艘可疑船只，首次從作戰行動上，突破了“專守防衛”的政策限制。日本自衛隊借海灣戰爭之機首次跨出國門後，時隔十餘年，日本出台了2004年版的新《防衛計劃大綱》，正式確立了主動先制的戰略思想。
“9.11”事件是日本迅速改變防衛戰略的一個重大突破口。“9.11”事件後，美國開始修改其全球戰略，把其今後一段時間的戰略重點放在了國際反恐怖戰爭中，這對國際格局産生了重大影響。作爲美國在亞洲最忠實盟友的日本迅速捕捉到這一契機，對其防衛戰略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
一方面，日本試圖改變戰敗國體制，大幅提高防務部門的地位。近年來，日本一直爲謀求“正常國家”而努力。爲此日本在國防體制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防衛廳升級爲防衛省，再則是醞釀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2006年年底日本參衆兩院分別審議通過了防衛廳升格法案，2007年初，日本防衛省正式挂牌運作，防衛廳長官隨之升格爲防衛大臣。日本防衛大臣的權限也在改革中得以提高，接管了先前由首相掌握的海外派兵權以及對美物資支援權限等。日本還模仿美國，醞釀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以提高政府應對危機和緊急情况的能力。只是這一構想始于前首相安倍晋三，後被接替的福田政權所取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