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壟斷地位這些政策性行為的不可控性，能留下來對當下的現實有觀照作用的文化遺產，應該是粵商留下來的商業精神。《喬家大院》為什麼火了？《胡雪岩》為什麼火了？北大教授張頤武認為裡面有一種代表了傳統儒家文化與商業文化結合後的一種商業精神吸引著人們。那麼，什麼是粵商的商業精神？它包含著什麼樣的商業倫理和商業價值觀？鑽營、投機、取巧？肯定不是！這在任何一部關於中國的歷史中都可以找得到的手段和權謀，可能取得一時的勝算，卻並不能成其大氣候。《大清商埠》無疑為這種探討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文本。
《大清商埠》也可以說是一部粵商的傳記。在滿清王朝虛張聲勢的“朝貢貿易”的枷鎖中，十三行商能把中國與西洋的貿易做成這樣一部轟轟烈烈的大文章，確實體現了粵商不同於同一歷史時期的晉商、徽商的個性特征。黃樹森把這種特征概括為“務實性、應變力、冒險行和誠信度”，尤其是敢於冒險的精神與品格，是其他商幫所無的。這些特質在潘振承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偷乘外國輪船、實行跨國經營等等，都是冒著殺頭的危險。不同的商業境遇造就了不同的商業文化個性，不同的商業文化個性寫就了不同的商家歷史。
中山大學教授劉志偉說：“西方人的概念在廣州和上海不一樣，廣州人不崇洋，外國勢力來廣州的時候，廣州已經是有２０００年歷史的地區中心……而上海那時候不過是個小縣。”廣州十三行的繁榮，使廣州出現了潘（振承）家、盧家、葉家、伍家四大首富，這些行商因辦事效率高、應變能力強和誠實守信而深受外商歡迎。廣州成為當時世界上的第四大城市。
這種開拓進取，兼容並蓄、具有國際視野的氣魄，正是粵商精神的內核。“其實，這也是嶺南文化的精髓。”黃樹森認為，粵商精神與嶺南文化密不可分。
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鹽商等商幫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以至消亡在今天的歷史上只剩下符號的象徵意義，粵商卻不絕如縷綿延至今，表現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頑強生命力，伴隨著近現代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及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薪火承傳，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興起的３０年改革開放大潮中發揚光大。
●訪談
作家們出米，我們做出版的出炊， 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做出有米之炊
《大清商埠》的出版面世，跟它裡面的故事一樣曲折而有趣。記者日前專訪了該書的總策劃、廣東省出版集團董事長黃尚立先生，請他介紹本書的出版情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