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只是從“供給方”的角度在思考問題，而忽視了“需求方”。其實，產業結構的升級是隨著居民收入和消費結構的變化衍生出來的，市場需求的變化才是企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這也正如美國學者傑夫•馬德里克在《經濟為什麼增長》一書中指出的，市場規模的增長和信息的快速流動才是經濟增長的首要原動力。只有保證消費者收入的持續增長，才能保證市場規模的擴大，進而帶動產業升級、技術進步、自然資源開發和市場機制的完善。
因此，表面上的中國產業結構失衡其實是消費結構的失衡，消費結構的失衡背後則是收入分配的失衡。近幾年，中國的國民收入更多集中於政府和企業，中國的高儲蓄和高投資也是政府和企業推動的。據中國社科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測算， 1997-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企業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
政府和企業有了錢後，通常會選擇投資進而增加產能，但國內居民由於收入有限無法消化這些產能，只有把產品賣到國外，這導致貿易順差的大幅上升。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正是依靠國外的消費需求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讓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或高投資同國內居民的低消費這一結構性失衡得以維持。
但是金融危機爆發後外需的急劇下滑打破了這一脆弱的鏈條，所以中國不得不繼續硬著頭皮選擇固定資產投資來支持經濟增長，這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暫時還不可能顧及到真正的“調結構”，即通過調整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系來提升居民收入促進消費。這帶來的潛在威脅是固定資產投資短期內可以拉動增長，但長期內將創造供給，如果國內消費沒有跟上的話，會帶來嚴重的產能過剩，目前中國已經出現了這一苗頭。
總之，中國經濟最本質的結構性問題就是高投資和低消費，而國內低消費又將導致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當然，從理論上看，依靠國外需求也可以實現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但這是極不穩定的，從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可見一斑。
意識到這一點對於中國來說意味著，如果要想真的“調結構”，最主要的是通過減稅等手段提高國內居民收入，而不是針對企業的產業結構升級，因為消費者的信心才比黃金更重要。只有國內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提高才能助推產業結構升級、讓經濟增長更加穩定。但遺憾的是，目前中國還在更多地對企業“予”對居民“取”。比如最近國家稅務總局要求年底發放的第十三個月薪水同第十二個月薪水合併計稅（這將比原來分開計稅多征個人所得稅），看來中國經濟“調結構”之路仍將長路漫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