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認為，在1960年被確定為中等收入的101個國家中，僅有13個國家轉型為高收入國家。
當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和早期技術應用等導致高增長率的因素到達極限且經濟增長放緩時，這些國家都陷入了停滯，這種現象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在擺脫這種陷阱的方法中，減少政府對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干涉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因素。
新加坡有效地解決了國內發展的兩個關鍵問題，方法是建立一個優秀的教育體系以培養未來的領導人並採取措施杜絕腐敗。但這能令它吸引和留住全球一流的人才嗎？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德溫.斯圖爾特認為，新加坡努力想“讓全球的精英人士相信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居住地”，這樣的想法面臨很大的挑戰。
他說：“我在新加坡和亞洲其他一些地方，常常聽到人們抱怨新加坡是一個管理嚴格的社會。精英們會長期忍受這種受限制的自由嗎？”
《悉尼先驅晨報》的國際版主編彼得.哈爾徹說，新加坡對政治、媒體和居住的管制展示了“一種半集權主義和半自由民主的體制”。
此外，新加坡努力重建以生產效率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以減少對外國勞動力的依賴，這樣的做法被認為會影響其經濟發展的前景。
然而，對中國領導人而言，新加坡成功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這是真正值得學習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