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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王毅（右）在天津會見美國副國務卿舍曼。（圖片來源：新華社） |
中評社香港8月2日電／繼2021年3月中美高層安克雷奇會晤後，近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訪華，與中方在天津進行了對話。舍曼是繼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裡後，拜登政府第二位訪華的高級官員。從會晤前美國喊出“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談判”到中方回應“有責任給美國補上一課”，再到會談期間北京提出兩份清單、明確三條底綫給華盛頓“立規矩”……中美天津會談又讓外界嗅到了安克雷奇會晤時的火藥味。但換個視角來看，這次天津會晤其實也有收獲。
法國《歐洲時報》7月28日載文《中美天津對話，有遺憾也有收獲》，文章說，接替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的拜登，雖然在一些領域對前任政策撥亂反正，但在對華強硬外交上卻“蕭規曹隨”。與特朗普相比，拜登對華政策不再零敲碎打，而是重在構建系統化的全面戰略。
拉攏盟友構建針對中國的“統一陣綫”、出台遏制中國的《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五角大樓設立“中國工作小組”、為中國量身定制“太平洋威懾計劃”……北京外交環境不斷承壓。持續在新疆、西藏、香港等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攪局、聯絡盟國就網絡安全向北京發難、推動世衛組織再次針對中國開展疫情溯源調查……中美關系中的對抗成分仍在升級。拜登上任至今，已與多個重要國家的元首舉行了會晤，連被視為對手的俄羅斯也沒落下，但中美元首至今卻只有通話，讓外界對這組大國關系未來走向更加憂慮。
在全球化時代，中美關系也日益“國際化”。兩國關系是對話還是對抗，是心平氣和還是劍拔弩張，不僅關系到兩國民衆福祉，也關系到全球抗疫、經濟複蘇、氣候變化、地區熱點等國際問題如何解局。中美天津會晤的積極意義正在於此。
中美建交40多年來，兩國關系風風雨雨、波折不斷，但又總能跨過惡浪險灘、激流暗礁，主要得益於北京與華盛頓始終通過溝通對話渠道管控分歧。即便是中美沒有正式建交且處於最“冷”狀態的1955年到1970年間，兩國仍進行了上百次大使級會晤，為後續關系轉圜和破冰預留了空間。1979年建交時，中美官方溝通渠道屈指可數，到了奧巴馬時代，中美已構建了寬領域、多層次、全方位、密集化的溝通渠道，開辟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等100多個對話機制，不僅促成兩國人員交往、雙邊投資等領域創下歷史新高，也在兩國求同存異、化解爭端、紓難解壓、推進兩軍互信、避免戰略誤判等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