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爲，産能過剩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基礎設施方面，許多公路、港口和機場已經有明顯的過剩，目前大規模投資可能在幾年內加劇上述領域的過剩狀况。
而在落後行業方面，如果不是由于資源價格扭曲、勞工成本虛低等因素，這些行業或企業本來就應該被淘汰，但短期的政策支持和大規模投資給了他們維持甚至擴大産能的機會。
除了政府自身主導投資外，作爲整體經濟刺激方案的一部分，新出臺的部分政策在繼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前述領域。
國務院此前稱，爲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及擴大投資需求，將對現行固定資産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作出調整，降低商品住房、城市軌道交通、煤炭、機場、港口等行業項目資本金比例。但强調了要堅决防止新一輪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複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張斌博士指出，經濟刺激方案可能會對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有負面影響。因原本競爭力差的企業在經濟低迷時會被淘汰，而經歷了金融危機，應該會有更多的資源通過破産或兼幷重組進入更高端工業部門或者服務業。
“這些轉變將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擺脫國內經濟增長依賴于外部需求增長的難以持續局面。但目前的某些經濟刺激政策正在阻礙這種良性的産業結構調整。”他稱。
而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發展戰略與規劃研究室主任王小廣此前就已對一季度規模過大的信貸投放表示擔心，指其或加劇一些行業的産能過剩狀况，亦可能延緩經濟增長調整，導致調整期的波折比想像的更多。
分析人士認爲，去年四季度政策上采用的危機管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因當時市場的信心大幅下降，有必要出重拳來恢復市場信心。政府出臺的諸多刺激政策，也確實幫助中國經濟走出了底部。
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戰略在被金融危機短暫打斷後，應在經濟企穩後及時轉回正軌。他們指出，刺激政策馬力已經足够，現時應開始考慮政策重心的轉移。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振國內消費等將不但有利于促進生産和投資，也有利于長期結構調整。
馬駿認爲，信心危機帶來的問題已經基本解决，現在有空間讓政策更關注中長期的結構調整。政策導向應該從危機管理模式轉向支持可持續復蘇模式。
“這是重大的結構性變化，應該利用此次經濟下行周期帶來的機遇，加大力度改善社保。這波周期過了以後，可能又沒有政治動力了。”他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