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級研究員拉迪（Nicholas Lardy）認為，這種轉變是不斷變化的形勢造成的。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理由如今沒有奧巴馬競選時期那麼強有力了。事實是，在2008年上半年，人民幣兌美元大幅升值，而在下半年，在美元不斷走強之際，人民幣保持了兌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金融危機也使辯論的內容發生了變化，從專注於中國的政策和低估的人民幣，轉向了美國的政策和美元走軟的威脅。
關注點的轉變對北京是好消息，對華盛頓卻是壞消息，不過沒有使任何一方在消除危機的根源──不平衡上更近一步。最近召開的八國集團（G8）會議得出結論，各國應該根據具體情況，消除儲蓄和消費的不平衡。中國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參加了八國集團會議。但是，中國領導人仍將矛頭指向美國監管機構和金融體系，說它們是危機的根源，而不承認中國的產能過剩和高儲蓄率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此外，美國的儲蓄率上升更多的是因為有必要進行儲蓄，而不是因為美國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一直在提前消費。在這種情況下，兩國的狀況看來並不利於迅速的恢復平衡。隨著當前的危機結束，雙方對討論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的興趣將變得非常有限。
據紐約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中美關係專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說，在氣候變化方面，奧巴馬政府最初認為這是雙邊關係中可以輕鬆取得進展的領域。但是，面對北京的強硬態度，奧巴馬新政府已經認識到，在減排方面達成共識同解決全球失衡或遏制朝鮮的核威脅一樣困難。中國可能已取代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不過，正如北京的談判對手很快將指出的，按照歷史排放量以及人均排放量計算，美國仍是氣候變化的元凶。美國可能會發現，需要採取一手軟（道德勸說）一手硬（技術轉讓）的方式推動中國改變談判立場。
由於雙方存在如此大的分歧，達成共識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新的對話結構不會降低這種難度。舊的戰略經濟對話每年舉行兩次會議，並將重點放在了取得具體成果上。在鮑爾森和王岐山的率領下，決策過程有了明確的界定。雙方可以從每一輪會談中獲得雖然不大但卻意義非凡的勝利。新的戰略與經濟對話每年只舉行一次，人們擔心其重點將更多地放在對話本身的過程，而非具體成果上面。
至於會談的領導者，在談判桌兩側的內閣成員級別相當。一個危險是其決策將受到國內爭論以及雙邊分歧的損害。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曾任負責中國政策的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Shirk）看來，將安全問題納入到會談中具有實質意義，但在程序上它也大大增加了會談的複雜程度。
從理論上講，把安全、環境和經濟問題放到一起會增加在各個方面達成一致的可能性。而在實踐中，如果安全和經濟會談是分開的，交叉達成協議就不會是一種選擇。但如果把它們放到了一起，那就搞不清楚雙方的哪個政治家將擁有最終決定權。對於氣候變化，新的會談結構帶來了另一個程序上的問題。希拉里將代表美方談到環境問題，但她的對手戴秉國在中國內部並不負責相關事務。由於有關氣候變化討論的責任未能明確，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可能性看來有限。
由於雙方的差異如此之大，建設性對話本身是有益的。但是，面對在經濟、環境和安全問題上取得進展的迫切需要，對話也面臨著取得成果的壓力，在這方面，新的戰略與經濟對話還任重道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