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一年後美國新任財長保爾森上任，提出建立經濟領域裡的部長級“戰略經濟對話”。在這個新機制中，兩國財長分別以兩國最高領導人特別代表的身份參會，而且規格陣容也更大，其受關注程度與層級也就蓋過了“戰略對話”/“高層對話”。
直到最近舉行這場“戰略與經濟對話”，一個“與”字將“戰略”和“經濟”分拆，經濟對話與戰略對話並列，兩國終於成為名正言順的戰略對話夥伴。
在當前的形勢下，擴寬與提升對話層級有其必要性。中國經濟實力與中美經濟上的親密糾葛，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已經使美國不得不重視中國。在另一方面，過去100年裡超級大國崛起無一例外不是伴隨著劇烈衝突與災難的歷史教訓，也要求中美雙方審慎處理彼此關係。誠如奧巴馬所說的，中美關係決定21世紀。
不過，從此推演出中美共治時代已經來臨，恐怕值得商榷。中國著名的中美關係專家朱鋒上周受訪時就指出，G2只是一種“媒體概念”。他認為，中美之間綜合國力依然懸殊，政府的頭腦是清醒的。
與中國學者談話，有時能夠聽到他們對中國國際地位驟然提高的感慨。他們說，中國人開始感覺到國家發展大受關注，其實也就在2003年左右，“好像一夜醒來我們地位突然變得非常重要了，要崛起了”。此後，中國地位被拉抬的速度不斷加碼，世界金融危機爆發顯然發揮了加速器的作用，就這幾年內，中國崛起對國際政治格局的意義不斷湧現新說法，從一種威脅，到不情願承擔的大國，到去年底美國學界拋出“G2”，或稱“兩國集團論”。
中國的“被G2”，這結果對中國並非沒有好處，政治地位高漲對於帶動它各方面發展能產生無形的助力，但是，將視角從國際輿論所給予的光環上移開，不能不看到中國仍面對挑戰。
金融危機在美國國內造成很大傷害，對中國來說，艱難的出口轉型還有待完成。樓市股市齊高，資產價格泡沫重現的風險在加大。
與過去相比，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直接批評與指指點點大為減少，與此同時來自外部的改革推動力也在遞減，這時候，中國改革愈發需要依賴內部的動力與決心。它能利用當前比較友好的國際環境推進必要的改革，才是決定“G2”幾時真正到來的關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