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的功能,除了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傳遞民族精神、傳遞中華文化基因,應該有多元化的特征,教材的變化往往折射著時代的變化。當政治掛帥年代在大陸一去不複返時,教材也逐漸回歸人文情懷,追問人性,尋找人性,劉翔的事跡能進入教材便是佐證。因此,壓縮魯迅的作品、擴大學生的閱讀範圍本身不是大問題,外界擔心的是,隨著魯迅作品被裁減,魯迅的“批判精神”也漸漸被人忘卻。
當今大陸的語文教學日益模式化、功利化,淪為升學考試的工具,在應試教育體制下,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審美情趣日益膚淺和粗糙化,沒有心境去探尋經典的曼妙和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髓,缺乏獨立的見解以及創新的精神和能力。忽略教育本身的功能其實與忘記大師的後果一樣嚴重。
試想,當學生們連中文字都寫不好、連中國話都說不利索的時候,無論教材中魯迅的作品還是梁實秋的作品占比是多少,中國都會面臨文化斷裂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