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建設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也意味著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中擔任更重要的角色乃至擔當主導者。於是乎，有人將此稱為“從市場經濟到計劃經濟的倒退”。但事實上，無論是1980年代的“給政策不給錢”，還是1990年代的“市場化聲音占據主導地位”，乃至2000年以後的“產權改革躁動”，都顯示出純粹依靠政府或迷信完全自由市場的醫療保障體系均不夠完美，而此番中國“在政府主導之下，發揮市場機制”的模式直接從醫改的終端——百姓利益出發，或可成為新的醫改範本。
當奧巴馬政府還在糾結於醫改姓“公”姓“私”的問題時，中國已經通過“對症下藥”邁出了醫改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不可否認，利益博弈同樣橫亘於中美兩國的醫改之路。對美國來說，除了政治利益、商業利益，還有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奧巴馬的問題在於向幾乎所有美國人承諾“可以吃到免費午餐”，但卻解決不了錢從哪裡來的疑惑，拿不出一個全面的整體改革規劃。
儘管中國沒有出現美國社會以納粹相攻擊、以死亡相威脅等針鋒相對的火藥味，但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幾度推遲、“難產”的現實，以及官方10餘次“限價”，卻擺脫不了藥品“一降價就消失”的命運，也折射出一些機構、企業、醫院乃至地方政府一直未停的利益博弈。
而中國基本藥物的制度最終出台，也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利益集團不可能壓倒百姓的利益，也不可能捆綁住政府的公共責任。
接下來，如何讓基本藥物目錄轉變為現實版的價廉物品，充分清除藥品流通環節中的灰色地帶，重鑄醫患互信平台等，還需要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者付出更多努力——既要保證藥品目錄的修訂和調整科學公正；又要對基本藥物的採購、招標、供應、存儲、配送等，採取嚴格、有效的監管；既要考慮中央政策“原則性”與地方“靈活性”的結合；又要政府投入資金，提高公立醫院的公益性。
對中國來說，醫改不僅是一個關係百姓求醫問藥的民生問題，也是解決百姓後顧之憂、刺激內需、拉動消費的一劑“良方”，一旦經濟發展，政府勢必可以有更多的錢用於醫療保障體系的建設，形成良性循環，最終促進社會公平、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無論如何，一個攸關13億人看病吃藥問題的醫療改革，牽涉利益之複雜、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建立表明醫改已經邁出“惠民”的重要一步，這一步一定要邁得堅實，才不會在各方博弈的漩渦中迷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