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西方文化關係大調整,筆者以後將有專文闡述。本文僅集中於正在發生的中國對西方認知方式和心態的微妙變化。就現階段而言,影響中國心態的因素主要有三個:
一是傳統文化。以儒家為代表的東亞文明以協商文化為主要特征,一定程度上含有“面子文化”的因素。但“面子文化”並非協商文化的全部含義。與西方的法治文化相比,協商文化更多強調人情與協商過程的和諧,但並不必然是人情與和諧高於核心利益。
二是轉型期因素。與中國社會轉型同時發生的,是對西方視角和心態的變化。與改革開放早年相比,今天的中國官方和民間已不再仰視西方,相反時常會在不經意間俯視乃至蔑視西方;然而由於各種轉型尚未完成,在俯視和蔑視的背後,依然有著對西方的認同。因此,在俯視的背後,依然是一種心理深層的仰視。中西雙方的真正心理平視,將有待東西方文化秩序調適的持續推進。
三是現實政治因素。執政黨對執政合法性的追求,是重要的政治因素。但執政黨對核心國家利益的堅持,與絕大多數民眾因歷史悲情而催生的民族情懷一拍即合。一如西方,今天中國執政黨在對外關係上同樣面臨民意壓力。這是西方必須面對的現實。準確地描繪和解讀這一現實,是西方面臨的挑戰;而如何準確把握自身的心理變化,更為自信和自如地進入中西方文化大調整的進程,則是中國官方和民間所面臨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