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觀點太過悲觀,但有一定的現實依據,不去論美國、歐洲情況如何,只看中國大陸,確實一系列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問題,已在複現。首先是中國經濟之能保增長,實在有賴於巨額的固定資產投資,今年前八個月,新增信貸投資已約8兆元人民幣,創下歷史紀錄,全年有可能接近10兆元人民幣。現在人們擔心的是,還有多少貨幣可投放,貨幣政策會怎麼調整。
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經濟有一放就熱,一壓就冷的老毛病。巨額投資之下,產能過剩的問題已經浮現,令當局不能不出手壓抑。與之同時,除大量投資一哄而起湧到熱門產業,還有相當數量的資金,湧到房地產市場,湧到股市,由之而起是資產價格的瘋狂上揚,形成不知何時會被捅破的經濟泡沫。
當然,還有一些積重難返的問題,在經濟回升階段中暴露和加重,比如就業問題,大多數地方政府都在忙投資,而不是問就業,因應就業的滯後效應,未來將成制約經濟復甦的要害。又比如中國的大小政府,有主導經濟的熱情,政府主導大投資,對民營經濟和民間投資的排擠效應已經顯現;政府為了大投資的財政配套,力攻財政增收,由之打擊了消費熱情,壓抑著內需提升。
不論是樂觀的建制派,還是悲觀的非主流派,各說各話,各有其理,但都證實,國際金融危機周年之際,中國經濟又走到一個關鍵時刻,決定性因素是經濟政策要不要調整,又如何去調整。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應跳出自身看全球,放下眼前復甦看長遠發展,首先是中國經濟已不能一枝獨秀,歐美經濟強勁反彈,可能令中國“趕超戰略”緩步,但歐美經濟滯脹衰退,中國經濟有可能受波及陷入困頓。
其次,中國當前的要務,已不是“保八”式增長,而是要利用時機解決自己的傳統問題,而不論是產能過剩、資產泡沫,還是通縮通脹,既與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有關,又與中國的政府和政策偏差有關。不解決這些問題,“二次滑落”不是沒可能。
最後,中國理當利用危機帶出的契機,調整“世界加工廠”的身份,改變“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策略,制定出自己更高目標的戰略,包括國際金融競爭的戰略、新能源發展的戰略、產業全球整合的戰略等等。
當然,因應中國特殊的國情、特別的政經現狀,要解決已現和將現的問題,要梳理出新的發展方向,中國領導層都面臨著兩難,這就迫使中國領導層要展現新魄力,拿出新思維,強化改革的決心,包括更深層次的體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