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六十年，之於中國，是中華民族走出谷底，中國經濟走過拐點的六十年。之於世界，由於中國因素的關鍵作用，是世界經濟中心，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的六十年，是世界政治格局嬗變，新興力量登上舞台，與老牌強國分庭抗禮的六十年。是東方文明復甦，與西方文明展開對話、交流的六十年。
那麼，這種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呢？有多少是歷史的因緣際會？有多少是中國人的智慧膽略？
大凡國際秩序的劇烈變革，往往要以戰爭作為媒介。一場鴉片戰爭，開啟了天朝上國走向衰敗的宿命。兩次世界大戰，奠定了美國世界霸主的牢靠地位。雖然60年前，新中國在血與火中誕生，前30年，中國也經歷了幾場邊境戰爭，打出一個穩定的周邊。但總體說來，中國在世界位置的戲劇性變化，是通過和平而不是戰爭手段獲得的。以下這些經驗彌足珍貴：
戰略之選擇：60年前，中國“一邊倒”的選擇，有意識形態認同的一面，也有作為被壓迫民族，抗爭現存國際秩序的一面。在冷戰過程中，中國在美蘇中折衝，從反帝反修，到聯美抗蘇，獲得過戰略利益，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到後來，鄧小平提出和平發展的總方針，在戰略上韜光養晦，不對抗，不挑頭，尤其是緊緊把握美中關係大局，美中關係經歷風風雨雨，始終“求同存異，鬥而不破”，為中國的崛起，營造了最佳的外部環境。
機遇之把握：在60年間，中國錯過多機會，但把握住了最重要的戰略機會。
最令人稱道的是，毛澤東抓住了稍縱即逝的“乒乓外交”的機會，奠定了美中合作的戰略大框架，一代代人將從此受益。在經濟上，中國錯過了上世紀60、70年代的許多黃金機會。但是，80年代第二波產業大轉移的機會，被中國緊緊抓住了，使得中國完成了“原始積累”。借助加入WTO，中國又抓住了全球化的機會，搭上了新技術革命的快車。中國人口多、勞動力便宜的劣勢，轉化為比較優勢。今天的金融危機，其實又給了中國一個提升調整經濟結構的機會。
觀念之選擇：總結60年的得失，最重要的一條是，必須是不以意識形態，而是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作為制定國家戰略，確立外交方針的最高標準。
毛澤東在啟動乒乓外交時是如此，鄧小平在確立改革開放政策時也是如此。對待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講究求同存異，這不僅是外交手段，更是一種體現中國智慧的政治理念，正是這一觀念，給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縱橫，開通了大路。
60年前，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選擇走上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儘管中間走過許多彎路，遭遇許多挫折，歷史已經證明，這是一條通向民族復興，通向國家輝煌的道路，也是一條造福人類，改變世界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