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戶籍管制使農民工的自由流動受到了限制，再加上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許多企業不為農民工上社保，即使上了也無法在全國範圍內自由流轉，這導致農民工的工資還不是市場價格，有被人為壓低的可能。雖然工資是由企業和勞動者協商決定的，政府無法直接控制，但如果政府不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可視為間接地控制了勞動力價格。
中國近幾年經濟的飛速增長是以房地產和出口為主要動力，但是，由於政府對土地的直接控制和勞動力的間接控制，7億多中國農民既無法獲得土地增值帶來的財產性收入，大多數在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裡工作的農民工的工資收入也被抑制。
事實上，中國經濟60年的發展一直在依賴農民。建國初期，為了加快工業化，實行了工農業剪刀差政策，通過“統購統銷”抬高工業品價格壓低農產品價格，當時農業稅的稅率也高達15%左右。改革開放初期，曾是中國農民的“幸福時光”，1982年-1986年中國政府連續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聚焦農業問題，城鄉差距也迅速縮小。但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中國政府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到了城鎮，著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推進國有企業、財稅、匯率和金融等一系列改革，這段時間是中國農民“被遺忘的時光”，同期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主力軍仍然是進城的農民，不過他們有了一個新稱呼──農民工。
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長期城鄉失衡帶來的內需不振和產能過剩的壓力， 2004年-2009年連續6年中央一號文件都聚焦“三農”問題，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措施，比如開展新農村建設、取消了農業稅、加大直接補貼力度、農村義務教育免學雜費、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最近又在試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而且新勞動法的出台也有效保障了農民工的權利。但這幾年城鄉差距並沒有有效緩解，農業部部長孫政才2008年在一份報告中透露，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達到了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對農民群體的忽視和城鄉差距逐步拉大的事實給中國擴大內需帶來了很大的阻力，但政府往往在遭遇產能過剩和經濟衰退的壓力時，才會更加重視農村市場。2005年推出的新農村建設運動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化解基礎設施領域的產能過剩，這輪金融危機中國採取的家電、電腦和微型汽車的下鄉政策，也是循此邏輯。但像下鄉政策這種一次性補貼的方式，並不會讓農民產生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的預期，也就不會讓農村消費持續穩定地增長。
7億多農民是中國擴大國內消費的最重要後盾，但要想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要化解對農民的種種權利歧視，讓農民成為經濟增長的受益者，從而增加農民對收入持續增長的預期。目前看來，除了要進一步提高農民和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最根本的是啟動農村土地市場改革，讓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盤活土地資產。按照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思路，目前可以首先考慮將農村宅基地的所有權交給農民。
在10月1日的國慶群眾遊行隊伍裡，來自革命老區延安的安塞腰鼓方陣是唯一的全部由農民組成的方陣，希望聲勢振天的安塞腰鼓能夠再次喚起中國政府對農民的關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