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拋開嚴格意義上的經濟領域,中原帝國改變的意願則顯得更加猶豫不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說,“我們採用一種漸進的方法。問題不在於改變體制,而是對其進行改革”。由於在非洲和其它地方擴大自己的利益以確保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中國被西方人敦促要採取“負責任夥伴”應有的態度。
然而,在幾內亞發生遭到國際社會譴擊的暴力事件不到兩周後,中國就同它簽署了70億美元供貨合同,這一現實情況表明,北京首先關心自已的眼前利益。關於伊朗問題,情況也是一樣的,其目的就是謹慎對待伊朗這個重要的石油供應國。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閻學通解釋說,“中國只準備有選擇性地承擔新責任”。事實上,他從奧巴馬的多邊主義呼籲中發現了“一種隱性的單邊主義”,“中國不可能填補美國可能留下的空白”。
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相互依存已變得複雜起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龐中英認為,金融危機暴露出日本和韓國等國以出口為基礎的發展模式的局限性。認識到了環境惡化,就意味著應該改變模式。
龐中英說,“一個更依靠國內發展的中國重返外部世界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正是今後數十年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