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一現象不只藏匿於北大醫院。在中國，教學醫院一直還扮演著“實習基地”的角色，加之目前醫患之間“供少需多”的局面，以及醫院對經濟效益的重視，導致一些大醫院往往讓實習生來“頂班”，如此不負責任，又如何避免事故呢？而該案曝光後，院方僅以“沒有代表性”敷衍，把過失推到實習生身上，其責任意識和安全意識何在？
而至於媒體與北大醫院的“口水戰”——究竟是“無照行醫”還是“報道失實”，遠沒有熊卓為之死本身重要。文革時，“赤腳醫生”為緩解一些農村地區缺醫少藥之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如今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富裕了，中國的科技水平提升了，還能讓“赤腳醫生”大行其道嗎？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30年，中國包括醫療在內的社會各項服務的發展存在嚴重滯後的問題，“看病難、看病貴”早已成了整個社會之病。熊卓為之死，與其說是無證醫生惹的禍，不如說是中國醫療體制的積弊、醫院管理的混亂和失責使然。關注這一案件不能僅糾纏於細節，而是要徹底揭示真相，汲取教訓，將其作為中國醫改路上的一記警鐘。
醫者父母心，只有淨化就醫制度環境和醫療人員從業道德，才不致於讓更多的熊卓為死在行業的秘密甚至“潛規則”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