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問題的嚴重性也恰恰就在於此。日本企業替政府承擔戰爭中侵犯人權的責任，這種下級替上級“死扛”的行為，從世界角度看的確是日本特有的。但這場戰爭的發動者是誰？是企業為了獲得勞動力，強迫日本政府發動了侵略戰爭嗎？企業賠償和認罪了，一切就可以過去了嗎？
上述邏輯，是讓接受補償的受害者感到屈辱和不快的原因。戰後60年來，日本國內一直沒有定論的“戰爭責任”，隨著新一代的成長，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真實必定會加速“風化”。“庭外和解”很容易將中國人對日索賠帶上歧途，對此人們應該格外警惕。
在兩個案子中，日本法院採取的依據也很值得玩味。1972年“中日聯合公報”中，中國政府表示放棄對日本的國家賠償，本意是希望日本理解中日兩國要和平相處。當時的田中政府隨即決定給予中國經濟援助，這就是後來的所謂ODA（政府開發援助）。應當承認，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資金不足，對改善中日關係也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中國政府從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放棄民間對日的賠償要求。而30年後，日本最高法院駁回對西鬆建設賠償訴訟時的依據之一，竟是中國政府已經放棄了對日“索賠權”。
一字之差，善意的“不要求”賠償變成“沒有權利”要求賠償。加害者無影無蹤，被害者還得到了“善意”的回應。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錯誤。
為了真正的中日友好，必須認真清算過去，正確解決戰後賠償問題就是第一步。戰敗國德國對被害猶太人以及占領區被害者個人進行了全面賠償，這個賠償估計到2030年全部賠償完畢。德國現在是歐盟的核心國.作為地區大國早晚要在國際大舞台扮演重要角色.而中國的近鄰日本，至今表現不出自信的一面，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只有先邁出了這一小步，以後在共建亞洲的大舞台上才能邁出一大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