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強調黨建的科學化水平，敦促黨員潔身自好，或者要幹部認真學習，這些批判與要求的背後都指向了中共隊伍現存的積弊，尤其是指向幹部自身行為偏差，價值觀逆變的現象。
對於已經浮現出來的問題，當局自知無法掩飾。四中全會的決定就很明白陳述：一些黨員幹部“法治意識、紀律觀念淡薄”；跑官要官、買官賣官屢禁不止。一些領導幹部的問題還包括“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講原則、不負責任，言行不一、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奢靡享樂，個人主義突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
跡象顯示，中共高層幾番斥責，最擔心的是黨員與領導幹部變質。當執政黨越來越遠離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想，無須外力介入，全黨就可能“自我和平演變”成追求私利的政黨，而最終走向蘇共的垮台結局。
只是，通過意識形態與道德教育來約束黨員的行為，這劑老藥方對於已失去信仰的教育對象，還能產生多大的療效，其實十分可疑。
在分析當前中共黨員行為與價值觀變化的原因時，學者看到幾種根源：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主要是積澱千年的權力本位觀念；另外還有經濟快速發展的環境下，物質享受對個人的巨大誘惑。當然，權責不符，官員權力缺乏監督的環境，顯然助長了偏差行為的惡制化發展。
既然如此，對症下藥就需要從思想與制度同時入手，而且配合時代的需要進行制度改革，加強對黨員幹部的外部監督制衡，更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按照四中全會提出的黨建目標，中共也看到“積極發展黨內民主”，“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不過總體而言“提高全黨思想政治水平”、“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仍被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如果離開黨內文件，往社會現實著眼，制度改革更顯得進度緩慢。
作為一個憑借信仰與奉獻精神，在國家危難中發展起來的政黨，中共在面對考驗時回歸意識形態建設與管理的道路，這是自然的邏輯，也是一種慣性。只是，在新形勢下思想與意識形態對人的約束作用早已大不如前。
換一個角度看，自認肩負民族復興歷史大任的中共所面對的，是領導中國實現現代化轉型的考驗。傳統中國以皇權官權、道德意識形態來規範與整合社會力量；在革命時代，革命黨曾通過黨國體制來實現社會整合和動員，但整合力量仍然是意識形態。到了此時，執政黨建設的工程應該與現代化目標結合，更多依靠制度來達到維持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的目的，推進中國的現代化轉型。
這些題目沒有破解，中共黨建的任務也可能成為難以承受的重。它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儘管包括高層成員在內的許多人都意識到問題的緊迫性，改革的時機仍然在繼續流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