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按部就班的特性外,公務員比較其它職業具有收入穩定、福利完備的優勢,在當下飯碗普遍難求的困境中,無論哪一點都足以讓無數人為之折腰——如今公務員考試被中國各界普遍稱為“國考”,這當然不單純是“國家公務員考試”之簡稱,更凸顯了公務員職位的“金飯碗”屬性,意味著“一考跨進‘國家’(機關)門”。在“1500多名應屆碩士研究生競聘5名‘豬肉佬’”、“高學歷者為進殯儀館工作而擠爆棚”等輿論熱點一再折射就業難這一嚴峻現實,在連小孩子都知道公務員好的語境下,眾多擇業者熱衷選擇“國考”這條較為優厚的就業途徑,是相當正常的趨利避害之舉。尤其是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未過去,儘管中國經濟在回暖,職場主流仍會“求穩”,擇業者更多地擠向窄窄的“國考”獨木橋,甚至有人以買彩票的賭玩心態上陣,均不足為奇。更別提,近年來公權集中機構成“腐敗重災區”,讓某些人滋生“非分之想”,與此前廣州小學一年級女生一樣“想當貪官”。
可見,“國考”持續升溫建立在待遇吸引力基礎上。而這種人才虹吸效應,極易把社會人才的出路引上一條狹隘的仕途歧路,為一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埋下隱患。試想,以安逸與穩定為追求的擇業者,一旦進入公務員序列,還會有奮力飛翔嗎的激情與鬥志嗎?而功利取向大量充斥於政府機構中,不僅無助於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更會大大損害一國的創新原動力,危及國家的長遠建設,動搖中華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根本。
要想讓這種危險不致成真,單純要求擇業者改變逐利本性顯然並不現實,關鍵在於如何引導這種逐利本性,改變“國考”僧多粥少的局面。而這既要求中國政府多提供一些“幹飯”、“包子”、“饅頭”等就業選擇,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打消民眾對“不安定”的焦慮,同時也改變公務員這鍋“粥”的味道,降低其魅力,讓其回歸為一般社會職業。
歸根到底,社會天平的嚴重傾斜,還是在於社會資源和利益格局的分配不均衡,過度集中於公權機構手中,且形成了不正常的超級穩定性。儘管中國公務員法對公務員被辭退的幾種情形早有明確規定,但被辭退的公務員事實上寥寥無幾。官方統計顯示,從1996年實行辭職辭退制度以來到2003年的8年間,每年辭退的公務員占總數的比例為0.05%左右,而一般正常企業的淘汰率在5%到15%之間。相比報考熱帶來的驚人淘汰率,這種強烈反差只會促使更多人削尖了腦袋往裡鑽——眼下催生的教輔、培訓、交通、住宿等公務員考試經濟鏈(如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出國熱”、九十年代興起的“考研熱”),年甚一年的“國考”中舞弊案,正是這種狂熱追捧心態的投射。
可以說,解決公務員制度的亞健康症狀,是讓中國“國考”熱退燒的關鍵。只有加快公務員隊伍的“能上也能下、能進也能出”改革,中國人才資源才能真正得到合理分配,社會活力才能充分激發,一個創新型社會才會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