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這樣的結論，我們不得不再次檢閱日方歷史學家的領軍人物北岡伸一教授的學術背景，甚至政治背景。不錯，北岡教授是日本近現代史學界、政治科學界、法學界的中壯年代表人物，也擔任過日本駐聯合國的副代表、特命全權大使，應該具有相當的國際化眼光。但是，作為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的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北岡先後擔任了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的外交幕僚，應該屬於日本外交新強硬派的支持者，由於他研究陸軍問題深入，所以在中日戰爭定性問題上，一直採取避重就輕的“學術立場”，即是部分軍部極端“暴走者”把日本拖進日華戰爭之中，而非自天皇到軍部政界長期處心積慮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不僅如此，他也無視南京審判和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紀錄，由此反對將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定位在20萬人以上，導致這次共同歷史研究“形同流產”。
如果說北岡的聯合國大使背景和他大力提倡對非洲的援助，給他戴上了進步中間派學者的光環，那麼，只要深入探討一下，就可以發現原來他在東大就學時師從的一個重要教授，是日本歷史學界著名的右翼鷹派教授伊藤隆。伊藤是右翼新教科書學會的創始者之一，也是反對左翼學者提倡天皇法西斯主義論的主要學者，更否定日本要對慰安婦問題負責。我們當然不是把北岡伸一與伊藤隆混為一談，但兩人在對待日中戰爭問題上的某些暗合，甚至一脈相承，則是不爭的事實。
在日本這樣的民主社會，北岡自然有他研究的自由、立場的自由，但從其背景和中日共同研究會三年的研究成果來看，如果這種合作模式延續，那中方再同意他繼續擔任日方的首席委員，是可以質疑的。尤其是日本已經政治變天，鳩山首相也在日中歷史遺留的問題上表達了一種尊重歷史、朝前邁進的基本立場，那麼，北京有充分的理由在這份令人遺憾的最終報告提出後，要求再組中日曆史共同研究會，對這段歷史進行真正符合科學的合作研究，提出令歷史能夠接受，兩國人民能夠接受，更是符合今天全球化發展原則的結論。
這不是說，中方沒有改進的餘地。就在南京大屠殺受害人數問題上來看，中國沒有下力氣，投入資源進行實證調查，盡可能找出每個受害者的具體出處，讓歷史無法被否定。
為了東亞的未來，中日確實需要對過去的歷史有一個清算，這已經不能再等6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