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研究者曾從階級分析角度出發，認為日政局不穩、工潮迭起、民不聊生，暴力革命指日可待，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在即。到改革開放打開國門，才知道日本已經遠遠走在前面。
二戰後的30年間，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世界知名學府都建立了日本研究機構，清華大學直到2009年4月才開始建立。目前，中國涉及日本問題研究的機構大約有200多家，但是職業專家始終沒有超過日本研究中國的專家人數。不過狹義上粗略統計，建國以來會日語，適當做些粗略日本研究的大學生、研究生、職業學者至少上千萬人，組成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日本研究大軍；廣義上，13億中國人都在研究日本，甚至小學生和偏遠地區的農民也會瞪大眼睛講述日本的是非，似乎日本政治家也難以望其項背，其實許多人只是一知半解，憑感覺和經驗去想當然，甚至謾罵、侮辱、威脅和自己觀點不一樣的人。
中國的日本研究始終落後於日本的中國研究，也落後於美國的日本研究。《菊與刀》問世60多年來，其在中國的銷量和影響遠遠超過中國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說明中國人無力取代，認知落後，而當年的日本已不是現在的日本，《菊與刀》不可能解讀和解決許多新問題。世界各國琳琅滿目的日本研究書籍，中國人的作品卻影響不大。
有些“日本通”卻“通日本”，如周作人、汪精衛之流。而今的有些所謂“日本通”，對日本貌似高深地義正嚴詞，無非是過過嘴癮。有的研究還摻雜學術腐敗，索要錢物，或缺乏獨立的學術精神，濫竽充數人雲亦雲抄來抄去，論著綱要、套路、口吻幾乎完全一樣，只是換個名字的八股文而已。某些自稱佳作的糙作，一個月就能拼凑完成。可見，中國的日本研究界亟待清理門戶。
正如《日本行，中國更行》作者王錦思在自序中說：“在牢記歷史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日本的長處，這對於旨在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至關重要、不可或缺。我偏執地覺得，研究透日本，就能解決中國問題，中國復興指日可待。”這樣看來，中國在研究日本問題上實在需要再花一番功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