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萍的這一愛情觀後來對她妹妹海藻的影響很大，妹妹最後選擇“二奶”的生活與姐姐的這段“教育”不無關連。海藻最開始是一個非常純情的女孩，作為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她有深愛自己的男友小貝，有依靠自己能力找到的工作，但是，在目睹了姐姐淪為“房奴”的壓抑的婚姻生活後，她不由自主地被有權有勢而且體貼瀟灑的宋思明所吸引，經過一番掙扎之後，終於選擇過上了不勞而獲的像寄生蟲一樣的“職業二奶”的生活，不僅甘願當“性奴”，而且甘願成為他的生育工具。
《蝸居》熱播後，很多80年代後的年輕觀眾非常喜歡瀟灑多金的宋思明和純真多情的海藻，不僅不痛恨“二奶”，反而羨慕“二奶”的豪華瀟灑的不愁錢的生活。表面上看，《蝸居》中新的女性價值觀和愛情觀似乎突破了傳統道德倫理的界限，“社會開放了，容忍度高了”，女性在性生活方面似乎得到了很多自由度（海藻一度可以周旋與兩個男性之間，享受兩種不同的愛），然而實質上，在拜金主義覆蓋一切的情況下，雖然大都市變得一天比一天更華麗，雖然市場經濟發展得一天比一天更繁榮，雖然女性打扮得一天比一天更時尚，女性的地位卻一天天倒退回“女奴”的地位，重新淪為男性的奴隸和金錢的奴隸，完全迷失了自我，更可悲的是，淪為了“房奴” 、“性奴”仍不自知，仍沒有任何自省的能力。海藻最後不思自我奮鬥，完全把自己的未來寄托在宋思明的身上，不再在乎自己的尊嚴和人格，這等於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奴隸，是擁有豪華外殼的“女奴”。而宋思明的太太即使知道丈夫有了“二奶”，還是採取了隱忍的態度。察覺了丈夫的私情後，她居然能夠接受丈夫的一番官場中“逢場作戲”的辯白。宋思明倘若沒有被查處，他仍然可以享受著“一妻一妾”的中國傳統男性所擁有的生活。他似乎對自己的妻妾都有情有義，然而實質上是典型的對女性占有欲極強的男權主義的象徵。他愛海藻，跟他誤會海藻是處女並把自己的第一次交給他有關；他自己可以同時擁有妻子和海藻，卻不允許海藻繼續維繫與男友小貝的愛情；正如他的妻子所說的，女人在他的手裡都是被安排好的棋子，僅僅是棋子而已。就這樣的一個貪官形象還讓現在的年輕的女性讀者如此傾心，得到那麼多的追捧，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錢視為價值本體。沒想到自五四以來提倡的女性解放經歷了一個世紀，從娜拉離家出走，逃離華麗卻令人窒息的“女奴” 生活，到婦女參加革命，後來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地位，而如今像海藻這樣的後現代女性又重新自願充當豪華的“女奴”，自願被囚禁在富麗堂皇的居室裡，即使做男性的“玩偶”也不在乎，這種變化真是頗有反諷意味。
《蝸居》確實提出了一些讓我們深思的全球背景下的複雜的社會問題，還有女性的生存處境等問題。從劇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對中國女性都缺乏基本的尊重，比如宋思明居然可以把“二奶”公然帶到同學聚會，而且如果不帶還變成“有問題”；海萍單位的領導明顯地歧視三十歲以上的職業女性，對需要照顧孩子和家庭的女性沒有任何同情心；上了年紀的女性，在社會上成了被欺負和被邊緣化的對象。不過除了歸類到社會問題，女性自身也應該有反省的能力。為什麼女性不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尊嚴和人格？為什麼一定要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為什麼女性不能自己救贖自己，而總是要等著男人來救贖？為什麼女性把這麼多的精力放在對物質的追求上，而不在精神上多多豐富自己？身體的蝸居狀態可以通過金錢來改變，可是精神上的蝸居狀態要靠什麼才能改變呢？
《蝸居》後半段把海萍塑造成一個逐漸在大都市中找回自我的女性，她不僅在丈夫落難時沒有拋棄他，而且通過自己的辛勤工作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再總是把拮據的生活歸罪於她的丈夫；不僅身體逃離了“蝸居”，而且心靈也逃離了“蝸居”。這似乎是作者六六給當代女性所指引的一條“反異化”的歸路。而海藻最後仍然還要靠馬克救贖，逃到國外。然而，逃離了這座讓她迷失的大都市，是否她就能擺脫豪華的“女奴”狀態，是否就能靠自己的力量找回女性獨立的精神家園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