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不同的專家分析，這次北京“兩會”，突出的是個“變”字。之所以有這種判斷，是有兩種看法，一種還是認定落實科學發展、特別是強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會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對中共來說，是一個戰略性的轉變。另一種就是相信今年經濟關鍵，是政策退市，所以兩會討論退不退，如何退，是焦點議題，也是一個會帶來經濟大變的議題。
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不全對。首先科學發展的落實，不似戰略轉變，要變早在中共17大之前就開始變了，現在只是把過去變的，“加快落實”而已，落實的效果，目前也還不能樂觀。至於“政策退市”，當然眾所關注，而且是全球關注，但中共領導層實際已定下策略，是政策基調不變，政策實施隨時可變。這樣一來，也談不上政策的“大變”了。
那麼，這次會議的看點，可能還是要看攻防二字。這次會議，對中共領導層來說，最重要還是要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攻與防的問題。
為何攻防之術會成焦點？關鍵還在於每一次的兩會，都有一個特定的時間背景，而現在的中共領導層治政，首重的是時間條理。今年的時間定位在哪裡呢，叫做關鍵的中期年。也就是說，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乃至國務院為代表的政府，都是五年一屆。還有一個中期發展規劃，即“五年規劃”，也是五年一換。
現在算起來是，不論是中共，還是人大政協，以及與兩會換屆相應的政府，都到一屆中期，而五年規劃也是在現規劃實施中期和新規劃起草中。今年更特別的是，以胡溫為代表的中共領導班子，已領政八年，在不連任兩屆的不成文規定下，既是一屆的中期，又是二屆任內的尾期。
中期因素的特別之處，就是說要把該辦的事辦完，也要把想做事盡量做到。五年規劃的實施，今年當然是要加緊進行，以免新的規劃出來，老規劃還有一堆沒完成。而屆別內要辦的事自然更多，“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屆領導層施政綱領的核心，要成為一種理論留下。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和大型經濟體，無論是執政黨，還是人大、政協、政府，任內想辦和該辦的事，那就更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