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保障起點公平上而言，政府的投入和保障，尤其是向落後地區的傾斜無疑是關鍵，《綱要》強調要促進2012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實現。我國教育投入不足已經被關注和議論了很久，為何長期不能得到改變？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各級政府缺乏動力，因為在教育上的長期投入短期內難見“政績”。因此，或許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國家級教育撥款委員會的機構設置，從權力架構上為教育投入建立起一個獨立於地方政府和教育部的支撐點，不僅在投入比例上進行有效監管，也從分配上打破教育部一家壟斷的地位，避免由於教育部長期以來與各類學校的複雜關係而形成的分配不公，並使教育經費更多地擺脫不同地區的地方政府能力差距造成的局限，更多地向不發達地區傾斜。
除了起點的公平，教育公平中另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不同教育階段的轉折點，如何保證不同地區的孩子接受公平的選拔。在中國，這樣的轉折點中最重要的無疑是高考。曾經，高考的恢復被中國人看作公平的象徵。而恰恰是今天的高考，包含了十分明顯和深刻的區域不公。《綱要》談及高考制度改革，卻似乎忽視了這個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大城市的孩子本已獲得了更好的教育，在高考中還要享受政策的傾斜？
眾所周知，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一個專業分配給北京或上海一個直轄市的名額往往比西部地區的一個省多好幾倍，而北京或上海的考生數卻往往不及這些省份的幾分之一。明顯寬鬆的競爭環境加之本來就水平更高的中學教育，使大城市的高考比其它省份容易很多，在大城市上高中的生活也就和其它競爭特別激烈的省份有猶如天壤之別。這樣的惡性循環不僅使更多的家長期望孩子可以在大城市參加高考，加重大城市的壓力，更重要的是，這會使得大城市的教育越來越容易相對少地被高考束縛，大城市的孩子越來越在綜合素質上擁有優勢。大學的學習方式與中學明顯不同，高校自然更願意錄取視野開闊、適應能力強的大城市生源。
而在競爭激烈的省份，高考的獨木橋越是難擠，學生就越是不得不拼命應試，素質教育就更加無從談起，上大學之後，面對驟然轉型的學習方式和環境，他們往往會更加難以適應（高校近年來爆出的因不能適應大學學習不得不退學的事件往往集中在相對落後地區的考生身上），結果，自己花費比大城市的孩子更多的心血換來的機會卻是一個更低的起點。
消除如此明顯的不公從政策上說並不難，只要將高考的招生杠杆向落後地區傾斜。這雖然可能會犧牲一部分教育發達地區的既得利益，但長遠來看，有利於地區均衡和整體質量的提高，關鍵要看教育主管部門和與其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高校能否有此魄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