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但稅收和公共服務的不平等性也在拉大，富起來的百姓對政府收錢、花錢的關注度也日益提升。中國公共財政決策過去往往只是有政府自己一手主導而民眾鮮少參與，導致很多矛盾淤積成塞，也是當前改革之急所。
對眼下的中國而言，預算民主還有著另外的價值——可以民主舒緩社會矛盾。公共財政也是社會危機的火藥桶，只是在中國往往不被重視。而溫嶺當地的民營資本發達，包括徵地、拆遷等棘手矛盾不時湧現，而“預算民主”就為消除摩擦起到了潤滑作用。
敢為人先的浙商不只專注於做生意，其改革上的嘗試也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沙盤。中國公共財政改革向縱深推進已刻不容緩，而未來的推動力無疑更多地來自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尤其政府的稅收杠杆會不斷提高納稅人意識）。
正如馬克思所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目前，類似溫嶺的情況在大陸還不多見，但可相信，隨著經濟發展和民眾權利意識之勃興，一個民主新時代必然來臨。這也是胡錦濤多次提到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
只是，對於國情複雜、土地廣袤的中國來說，預算民主還需要時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