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主黨可能對中國打民主人權牌。鑒於手中“戰略牌”越來越少，對華如何保持牽制力，是自民黨政權末期以來日本外交面對的課題之一。民主黨政權也無法脫離這一背景，對外戰略調整在相當程度上帶有應對中國崛起的意味。須川清司在其《錘煉外交力》中就提出，從大正時期算起，日本的民主制度已有近百年的歷史，這是相對於中國的一大優勢，日本外交要巧妙地利用這種優勢。對華搞“民主外交”既有國家層面的戰略需要，也反映了民主黨內人權派的政治理念。
2009年12月10日，鳩山在印尼巴厘島民主論壇發表演講，表示日本願意幫助推動全球民主化進程，同時“希望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能夠在民主與人權問題上有所進展”。日本首相公開談論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問題，這在自民黨政權時期極為罕見。鳩山標榜“友愛”精神，並解釋說其核心是承認差異和相互尊重，但實際行動已與之背離。
第三，敏感問題上摩擦激化？2010年日本又是選舉年，防止其國內矛盾外溢、確保中日關係免受“池魚之災”尤其重要。2009年2月，時任民主黨副黨首的前原誠司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刻意向首相麻生質詢，日本“如何應對尖閣列島遭（日美之外的）第三國入侵”，引出麻生“尖閣列島”適用日美安保條約的發言，也引發中日關係風波。這類“以外補內”的政治手法，對強調“國益”、重視民意、外交受內政高度牽引的民主黨而言很難避免。
民主黨無意糾纏歷史，但黨內“戰略派”對現實利益問題的關注異常執著，在海洋權益等問題上尤其如此。鳩山曾提出要“讓東海成為友愛之海”，但民主黨政權實際繼承了自民黨立法“圈海”方針。這給中日之間的政治、安全合作埋下了潛在的障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