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工會組織的缺位，調停大任便落到了當地政府的頭上。但官員的嘴臉卻激起人們更大的憤怒。據說，罷工工人27日經集體協商後，起草了一份“員工要求”遞交廠方。這份要求提出六條意見：提高薪酬到行業平均水平、建立薪酬每年增長制度、不得追求罷工人員、重新選舉工會等。而政府一位官員居然表示，工人的要求太高，不符合實際情況。
財稅和政績至上情結讓政府在勞資雙方面前已失去了“衝裁人”作用，這或許是外界所沒有想到的，也讓人們為中國日益增多的勞資衝突問題更加擔憂起來：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的中國製造產業危矣，胡溫提出的“體面勞動”和“活得有尊嚴”，實現起來可能很難很難。
就本田罷工這一個案來說，或許事件最終會在官方和資方的“合作努力”下平息，但隨著中國新一代工人的平等、維權意識的覺醒，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解，勞資問題如果不能通過一個合適的平台、探索出一種合理解決模式，其必將影響大幕已經拉開的中國產業升級進程。未來，中國還會受到多少宗本田工人“蒙面罷工”和富士康“員工墜樓”這樣的事件困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