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6月10日電／中國時報今天的社論說，全球最大代工廠─鴻海集團富士康兩度宣布調薪，幅度達一倍；而各地方政府的調漲基本工資風潮，及風起雲湧的罷工潮，除了宣告大陸將告別低廉勞力的“世界工廠”角色、全球通膨壓力增加外，其影響與意義恐怕還不僅於此。富士康引發的這波工潮，也可能讓台商版圖再重新洗牌，更可能引發大陸經濟與社會的負面效益，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社論說，由於接二連三的跳樓事件，富士康先宣布為員工加薪三成，但不出數日，又宣布在十月有另一波加薪，讓基層員工薪資由完全未調薪前的每月九百人民幣，一舉增至二千人民幣。消息一出，所有在大陸台商都倍感壓力，可謂“哀鴻遍野”。
社論說，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以龐大、低廉又勤奮的勞力，力爭上游，創造了經濟的高成長，民眾所得翻了幾翻，也爭得“世界工廠”的地位。但不能否認的是，以“泰勒式管理”為主軸的工廠管理，生產線上重覆又乏味的工作，每個員工都是一個小螺絲釘。加上過去十多年刻意壓低的薪資，讓大陸生產線的勞動力就如在一個大壓力鍋下，大陸官方一直很注意勞動市場形成的經濟與社會壓力，中共中央倡導的“和諧社會”，其實就是希望在維繫低廉的勞動力競爭力的同時，保有社會的安全與和諧。但富士康的大幅調薪，可謂掀起了這個鍋蓋。如處理不當，形成燎原，大陸可能付出相當的代價。
大陸在全球金融海嘯之後，開始把出口型的經濟，逐步增加國內需求，希望調整為內需型經濟；而要擴大內需，人民一定要有錢。加上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由當年的均貧變成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社會矛盾上升。因此，不論從經濟轉型，或彌平社會矛盾與貧富落差，大陸勞工薪資調高，顯有其必要，更符合官方立場。這由“工資增長”可望成為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的重點、各省市地方政府紛紛調高一到二成多的基本工資，可看出此趨勢。如果能平順的調整，大陸是有可能提升其產業體質、增加附加價值，並轉型為出口、內需並重的經濟體。
但問題是“富士康效應”不僅於此，它可能破壞這個進程。富士康薪資原本就優於同業，第一次宣布的調薪三成，已經就超過各地方政府調高的基本工資幅度，雖然對同業造成壓力，但仍屬“合理可處理的範圍”。但再次宣布調薪，且兩次調高幅度達一倍時，就已超過正常幅度，其引發的漣漪影響，與帶來的風險，恐怕難以預料與掌握。
社論說，原本就在壓力鍋下的其它企業勞工，可能群起效尤，富士康的“薪水倍增”成為可“追隨的目標”；而對規模與對下單大廠議價能力遠遜於富士康的大部分台商而言，薪水加倍是一個難以承受的重。勞方有更大的期望，資方又缺乏調漲一倍的能力，勞資雙方落差更大，裂痕必起，勞工運動、罷工潮必然四起。這由部分原本因資方調薪已平息的罷工潮，在富士康二度調薪後風波再起，及各地蜂湧而起的工潮，即可看出其影響已逐漸發酵。
這波“富士康效應”的影響與風險，短期而言，台商生產成本增加，獲利下降，大陸社會動盪加劇，離“和諧社會”日遠；長期而言，由於勞資雙方的和諧與互信因工潮被破壞，必然影響廠商後續投資意願，甚至就此遷廠、關廠。原本平順逐步調升薪資，期望達到轉型的經濟，是否因此難以達成，甚至失去“世界工廠”優勢，並付出勞資糾紛大增、社會動盪加劇的代價。這波富士康大調薪引發的後續效應，值得觀察。
兩岸經貿在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後，依存度可謂越來越高，大陸市場占我國出口的四成多，上千家上市櫃公司幾乎都有在大陸投資設廠，不少企業的大陸出貨比重早超過公司的五成以上。因此，大陸經濟與社會的變化、轉型，對台灣當然會有影響。“富士康效應”在大陸引發的波濤，將如何衝擊與改變兩岸經濟型態、台商版圖、甚至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力消長，值得各界關注與及早因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