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缺乏透明度。具體表現是：決策過程往往籠罩著重重迷霧；茌對外部世界發布信息時，中國使用的措辭含混晦澀。“和平崛起”和“和諧世界”的概念都沒有得到接受，因為全球受眾渴望知道中國對10到20年後世界形勢的構想，卻沒能如願以償。中國有著什麼樣的軍事發展戰略？打造遠洋海軍的目的何在？中國如何展望世界經濟？中國當前希望展示何種形象？這是大多數外國人腦海中的疑問。
其次，中國不善於解釋本國真正的問題。中國官員正確地認識到，優先要務是解決國內問題，外部關係應該為這個目的服務。中國是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縱觀中國歷史，所有統治者面臨的最大挑戰都是保持國內穩定。無論是城市國家（如新加坡）還是小島政權（如台灣）都不必面對如此艱巨的任務。問題包括富裕和貧困地區的發展差距，收入分配不均到了危險的地步；這個儒家社會本該重視教育，但教育制度卻是失敗的；社會不安定的現象廣泛存在；當然還有與少數民族的複雜關係。
北京試圖把內部事務與外部事務聯繫在一起，但往往以不必要的防禦態度和抽象語言為自己辯解。症結在於中國的決策機制中存在著太多的矛盾，其決策程序仍然保留著斯大林主義的許多特點。比方說，中國意識到“軟實力”的重要性，熱心向世界其他國家推銷儒家文化，但宣傳機器仍然要求黨內精英重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儘管許多黨內精英忙於撈取資本而沒時間閱讀《資本論》，但社會下層民眾在分析社會經濟問題時卻越來越多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因此，如果北京無法說服全世界相信，保持國內穩定對所有中國人（而不光是精英）有益，那麼減輕國內壓力的另一種方案就是歸咎於外國的影響。這種新的受困心態也許更危險：恰恰因為中國正在恢復經濟實力，所以給極端民族主義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國政府可能會蒙受更大的壓力，不得不盲目以“強硬態度”對待西方，無法成功說服全球受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