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多年前，另一著名經濟史家羅伯特•勃倫納(Robert Brenner)就此發揮，稱“黑死病”後東西歐對人口危機的不同回應導致了雙方歷史的分途。簡單地說，“黑死病”後勞動力供應銳減，人的價值上升，西歐的農民借此和領主討價還價，比較成功地捍衛了自己的權利，確定了以低廉、固定、可繼承的地租為條件的穩定的租佃權。日後隨著人口攀升、糧價暴漲，土地大幅度升值，但固定的租額卻不能改變。
農民不僅受惠於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且實際的地租隨著通貨膨脹而降低，成為大贏家，進而出現了大佃戶階層，在市場利潤的驅動下不斷投資於土地，改良耕種技術，導致了農業革命。
到了17世紀末，英國雖然人口急升，大量勞動力脫農，但激增的糧產量使糧價平穩，而人們的收入水平則很高，在滿足溫飽之後對工業產品有強烈的內需，為工業革命造就了良好的條件。
“人重物輕”是中國的機會和出路
我在2006年指出，中國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作為“比較優勢”，向世界輸出“中國製造”，滿足了正在從傳統工業向高技術產業急劇轉型的西方發達國家對廉價製造業產品的旺盛需求。
2009年我則以“人重物輕”來概括艾倫的高昂工價、廉價資源的工業革命學說，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是反其道而行之，通過發展低勞動力成本的製造業，走的是“人輕物重”的道路，很難成為持續性的發展模式。而計劃生育政策使如今中國正在邁入勞動力供應減少的時代。勞動力供應的減少造成了“人重”；人民幣的升值提高了中國對原材料的購買力，使中國經濟相對走向“物輕”。
想當年，西歐特別是英國的老百姓，最終在高工價的道路上演變為先進國家。這一歷史經驗，對當今處在轉折關頭的中國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作者：薛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