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追溯這“兩把利劍”的源頭,還可觀察同時廢止的兩個已有規定,即1995年版的《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和2006年版的《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可以想象,兩個分別在15年前和4年前出台的政策如今廢止,一定是社會發展現實的急遽變化對過時制度提出了新的關切和挑戰。
因此可以說,中南海此次出台“兩把利劍”是時代發展和現實形勢的要求使然。特別是近年來,配偶及子女均已移居海外的“裸官”現象、有關內幕及親屬操縱股價漁利事件頻頻浮現、不少地方官員被曝光擁有別墅甚至一人擁有數十套房產等,大多是從互聯網發源進而形成高層的追究查辦。過去普羅大眾對官場“五子登科”(妻子、孩子、房子、票子、車子)現象深惡痛絕卻又無可奈何,但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如論壇、博客、手機短信甚至方興未艾的微博(twitter)等,都為強化社會監督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性。
因為擁有龐大人口和複雜國情,中國的反腐制度建設相當不易。以客觀理性視角觀察,此次兩把利劍雖不能完全滿足批評者步步緊逼的“陽光化”,但是此次財產申報規定删除了“組織應予保密”的條款,為進一步向社會的信息公開埋下了伏筆。換言之,在急速的社會轉型期,改革陣痛時時襲向中國社會各階層,這一次席捲龐大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領導幹部,應是一場風暴——又將掃落多少貪官污吏,可以一直觀察到中共十八大前。
當然,隨之而來的便是執行力的考驗,即如何落實“必須不斷提高制度執行力”的三個意識(即胡錦濤語:法制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的意識)。當公眾鼓掌歡迎這兩項新規之時,正是中國用制度執行力作答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