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是因為，“裸官”的要害不在“裸”，而在“逃”和“貪”。他們一見風頭不對就腳底抹油到異鄉與家人團聚。他們因為腐敗所承擔的風險和成本要小得多，但中國跨國追捕的司法成本卻異常巨大，而且收效甚微。迄今，中國僅成功將少數外逃貪官繩之以法。而據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研究，過去10年中國逃往北美和歐洲等地的貪腐官員高達萬餘人，攜帶出逃款項在6500億元人民幣以上。
況且，“裸官”哪怕沒有任何腐敗行為，也影響政府公信力。一個官員放任妻兒移民，腳踩兩條船。民眾就有理由懷疑他對國家缺乏最起碼的忠誠，無意與公眾患難與共。這樣意志不堅定的人，即便並非貪官污吏，也不值得政府和公眾信任，對國家安全構成巨大隱患。任由“裸官”壯大，一次一次地公然挑戰公眾忍耐的極限，只會衝擊社會穩定的基石。
故而，對“裸官”這個貪腐“高危種群”加強監管，既是預防職務犯罪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國家利益之需。而查清“裸官”財產的合法與非法，也給了“裸官”自證清白的機會。
要求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以及情況發生變化，得“及時報告”；進行公共事務時，涉及配偶子女所在的國家和地區，得主動“說明情況”；存在利益衝突，得“自行回避”或被“責成回避”，可以說補益了防止貪官外逃的預警機制。如果再能建立快速有效的邊控體系，防堵外逃“裸官”於國門之內將更有希望。
不過，“裸官”不過是腐敗現象的一種表現形式，僅對此痛下殺手，不排除貪官挖掘新貪腐通道，比如：貪官不通過自己的家人，還可以通過自己的情人、私生子，或是兄弟侄子等關係把贓款轉移海外——對這些人移民，很難找到合理的禁止理由。
從根本上說，只有權力才會造成腐敗，因而只有從權力的源頭進行限制和防範，才能根治腐敗。這就要回到一個公認的治本之策：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接受真正有效的監督。“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如果有嚴密的制度、相互制衡的機制保證政府官員在有效監督下使用權力，無論中國官員“裸”與否，貪腐之舉都會受到遏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