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類似之處是匯率。當時的日元就像今天的人民幣，人們普遍認為被低估了。二戰結束後，日元兌美元匯率一直固定在360日元兌1美元。1985年，在五國財長在《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更像是一出“廣場啞劇”——中同意美元貶值後，日元兌美元匯率從平均240日元兌1美元升至128日元。如果人民幣以類似的幅度升值，中國經濟與美國的差距將在一夜之間就大幅縮小——按美元計算，目前中國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
但中日兩國之間的差異卻更加有趣。1968年時，日本正在成形的世界級企業要多於今天的中國。那時，日本已走上了成為富國的道路。而今天，中國的名義人均收入只有3867美元，與薩爾瓦多相差無幾。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擁有巨大的全球影響力，這在現代史上還是頭一次。而這個國家正通過在非洲的投資和在氣候變化會議上的投票來施加影響。
中國有時候發現，頂著“窮國”的帽子，行事要更加方便。不過，它現在的表現已遠比日本更加自信。日本引人矚目的崛起存在一些異乎尋常之處，其中之一便是崛起並未帶給它相應的外交影響力。中國的膽略則要大得多。它正在迅速現代化的軍力，它的貿易網絡和投資紐帶，它對國家利益的關注（無論是在南海還是在蘇丹），都讓它與仍躲在美國保護傘下的日本形成鮮明對比。
中日兩國通過“軟實力”來施加影響的能力存在差別。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對發達國家幾乎毫無吸引力，但對那些希望先實現現代化、再建設民主秩序的貧窮國家來說，中國的制度可以說樹立了一個樣板。與之相反，曾有人真切認為，日本提供了一種優越的資本主義模式——有順從的工會、即時制生產和得到政府資助的冠軍企業。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更有可能施加全球影響力。在《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書中，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著重強調了“中央王國”的文化優越感。雅克的主張可能有些誇大其辭，但其中至少有一點說得很有道理：中國的崛起可能最終會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它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有3000名英國學生參加了今年的普通話一級考試，創下歷史紀錄。）
兩國最重要的差異也是最明顯的差異。中國人口達13.4億，占全球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是日本的10倍。因此，中國在實現工業化、打造美國式生活水準、傾銷出口商品、同時避免遭遇重大資源與政治限制方面，也會比日本難上十倍。另一方面，規模也賦予了中國潛力，讓它能夠塑造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無論是通過挑戰美元霸權，還是通過把本國利益強加給他國（必要時將使用武力）。排在第二位的日本顯示出了亞洲的潛力。排在第二位的中國則構成了真正的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