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反應的差別,全在預料之中。對於主導了世界秩序一個多世紀的西方國家來說,中國成為有條件與西方抗衡的力量,相關信號越來越清晰,大家仿佛聽到時鐘倒數的滴答聲響。而在中國這方面,它的姿態表明,它還不想充當世界領袖,它的更多精力需要用在國內事務上,所以主導策略還是盡可能地回避大國責任與壓力。
但顯而易見的是,隨著中國塊頭的增大,原本給中國贏來很大戰略實惠的“韜光養晦”的政策將面臨更直接的挑戰。在國際上,中國作為美國頭號潛在對手的態勢明確;而在中國內部,近年隨經濟增長而湧現的民族主義氛圍,包括軍方的強硬姿態,都會對當局的戰略選擇構成壓力,提高中國與外界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國內一直有評論認為,中國需要尋找“韜光養晦”的替代政策,或者對“韜光養晦”進行修正。難點是在於,怎麼去尋找一個能為國際社會順利接受的發展戰略。答案或許是在經濟或武力之外。
中國正來到這樣一個點上:繼續埋頭經濟建設以謀求發展,靠經濟提升國際地位已難以持續。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上亦然。在國內,國民抱怨的是,有GDP增長但沒有公平;在國際上,質疑者的批評是有經濟總量但沒有一套能夠感召他人的理念與價值體系,又不願意承擔維護現有秩序的國際義務。
對中國GDP超越日本感到驚訝的人士,有可能忽略了一點:在過去20個世紀中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中國經濟都居世界經濟之首,它是到了19、20世紀才猛然被西方大幅趕超,跌落到世界主流之外。中國跌落的背景,比它現今重歸世界舞台中心的原因更具有啟示意義。
在西方對世界保持主導地位的過去一兩百年裡,其精神文明與制度建設,也達到很高水平。台灣學者龍應台不久前在北大演講時提出,希望中國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她可能是從偏重於人文情懷的角度發言,但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說,文明上的先進,才是決定性的力量。
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新定位凸顯的是中國國際經濟地位與國內精神文明與制度建設水平的落差,突出了建設後二者的迫切性。中國的軍事戰略家劉亞洲最近預言,10年之內中國必將出現偉大的政治變局,發生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我不知道他的預言會否成真,但相關議題,看來也正在體制內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