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事件焦點的香港及中國，有充足的理由通過適當的渠道向菲律賓索要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而對於處在同一位置的菲律賓而言，當悲劇通過鏡頭傳遍世界，其國家形象也受到嚴重損害。如何平抑外界的憤怒情緒，正成為這個並不發達國家的重大考驗。
一場高規格的危機公關已經展開，這對善後處理無疑助益良多，然而，如果菲律賓方面的危機公關只是為了挽救可能跌入谷底的旅遊市場（旅遊業是菲律賓的支柱產業之一，人質事件發生後，已有多個國家和地區暫緩赴菲旅遊），而缺乏對處理失當的客觀認知及對“生命至上”的足夠敬畏，那麼，這樣的公關恐怕仍難以治本。
實際上，菲律賓經常發生外國人被綁架事件，馬尼拉更被當地媒體稱為“亞洲綁架之都”。此次人質事件被認為是剛剛上任的阿基諾政府的“第一場危機”，現在看來，也應當成為其解決相關社會問題及民生問題的突破口。
媒體更注意到，此次人質事件的製造者曾榮獲“十佳警察”的稱號，而他之所以蛻變為“冷血殺手”，背後的社會原因同樣值得探討。菲律賓曾經是亞洲國家中的“優等生”，被美國扶為民主的樣板，但是，長期存在的貪腐泛濫，政府公信力淪喪，不僅使得經濟沉淪，被亞洲新興國家先後趕上，而且使得社會動蕩，民生凋敝。本次事件，就有警察涉貪涉腐的背景。對於菲律賓而言，宣誓銳意改革社會痼疾的決心和行動，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悲劇總是以令人猝不及防的方式降臨，憤怒也時常成為人們對待悲劇的重要情緒。在這起發生在馬尼拉鬧市街頭的悲劇中，殺手的殘忍與警方的失當成了人們憤怒的緣由，而這種憤怒一旦表達至極端，則可能演變為對菲律賓政府的信任危機，乃至對菲律賓人的整體質疑。媒體已經開始關注菲律賓這個勞務輸出大國的勞務輸出情況，特別是在香港工作的15萬菲律賓人的安全，這也成為此次人質事件的另一個焦點。這個時候，悲劇不僅成為權衡悲劇製造者的標尺，也會成為考驗一個民族心理成熟度的標尺：一場偶發的悲劇不能成為族群之間相互抵制的由頭，憤怒也不能成為民族主義情緒蔓延的由頭。 |
